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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在表达自身意志的同时，也有站在国家立场发言的一面。……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后者代表国家发言，才是士大夫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在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身上已开始酝酿，而到帝国时代的士大夫身上则充分地表现出来。

所谓“士大夫化”，并不仅仅是说士大夫成为词的主要作者，这里还有一个作者的写作姿态问题。宋词的“士大夫化”便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抒情主体从其所代言的女性，转变为士大夫本人。

门阀士大夫在政治上也部分地继续着封建士大夫的自我主张，虽然在他们上面还有一个皇帝存在，但门阀士大夫不会对皇帝惟命是从，因为他们首先要维护的是家族、集团的利益。

科举士大夫也形成了特别的政治结盟方式，同一榜及第的进士们，结成了“同年兄弟”关系，他们跟主考官之间，则是“座师——门生”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结为“朋党”，自唐代后期起，就成为非常突出的政治现象。相比于门阀士大夫天然拥有的父子兄弟关系，这是一种后天的、模仿的“父子兄弟”关系。

群体性的“作者”观和“全揽”式的文本观，应该成为我们把握庶民文学的基本方式。

无论是“专业文人”还是闺阁文人，其对于“专业”的全神贯注，仍得益于权贵、士大夫在生活上给予的有力支持。虽然出于对文化和才华的尊重，许多士大夫愿意与他们平等交游，但这不能改变他们依附于士大夫的生存境况。不过，到了南宋中期以后，临安的一位出版商陈起，却为非士大夫诗人提供了另一条出路：通过作品的商品化来求取生计。

士大夫并不是只懂行政管理技能（“吏能”）的帝国事务官僚，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面，使他身具深厚的古典教养，而这种教养使他更愿意认同古代的前辈，即封建士大夫。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唐诗来说，除了提供题材外，乐府诗就某个题目反复创作的方式，往往成为刻画某种形象、营造某种意境、抒发某种情怀或锻炼某种技巧上前后相承、不断提升的途径。也就是说，此种创作传统为艺术创造力的历史积淀准备了非常具体的场所，仿佛积土为山，积水成川，而千古英灵之气，皆凝聚于此，终成名山大川。

大概从北宋后期起，士大夫的地主、富民化，与富民、地主的士大夫化，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到了南宋，两者差不多已完全融合。

科举改变其考试内容的前后，从事文学活动在正当性上会有极大的差异：此前吟诗作赋是值得骄傲的正业，此后则未免成为“余事”，甚或带上异端色彩。一个擅长文学的人，本来仅凭这个特长就足以立身士林，后来却必须另有正业，低者精于吏事，高者能讲出一套学术思想。

应当是杏花，表示你爱她，她不爱你；还有水仙花，表示她心肠太硬；外加艾草，表示你为了她终身痛苦，另外要配上石竹花来加重这涵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