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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答道：“对每个人来说，此心即宇宙，我们看到的并非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一处安乐则处处安乐，一处不幸则处处不幸。”

由此，我真正理解了生的快乐，那就是把生命当作一份礼物欣然接受，并为此欢喜雀跃。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身处西方社会，人们往往将生活视作必须承担的重负。我们都认为自己被动地来到这个世界，所能做的唯有努力生活，让自己不致太过悲惨。但是，生的快乐只需一个简单的理由，即存在本身。它对其他身外之物毫无要求，无论是舒适的环境还是成功的事业，甚至连健康的身体也无关紧要。

斯宾诺莎认为，在快乐的范畴里，最高等级当属“极乐”境界，我们也可称之为真正的幸福或永水恒的快乐。一旦达到这一境界，我们就能摆脱情绪的奴役，获得超然物外的快乐。对此印度的先贤们亦有论述。在通往“极乐”的道路上，理智、直觉以及对欲望的引导不可或缺，当我们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用今天的话说即进入无意识状态时，我们就能将快乐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外力也无法将其夺走。

当分享快乐与集体认同相互叠加，人们的情感就会被充分激发，从而产生“同呼吸、共命运”的强大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宾诺莎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极度的快乐既有可能化作悲痛（比如我们的球队输了），也有可能受人利用，毕竟它只是想象和投机制的产物，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民粹领袖煽动下群情激奋的恐怖场面。

快乐即承担生命赋予我们的一切，包括痛苦在——这也许是尼采最独特的贡献，也是他与斯宾诺莎最大的区别。不过与他的前辈相比，尼采更加强调艺术与快乐的关系，甚至由此形成了一种快乐的美学：在创作过程中，艺术既能让人享受得天独厚的快乐，也浓缩着人生走向成功的至理：只要孜孜不倦地塑造自己，我们就能让生命成为一件卓越的艺术品。

在代表作《创造进化论》（ L'evolution creatrice）中，柏格森认为对于生命及其数百万年进化史来说，存在着种基本法则，即创造定律。人生来就是为了创造，因此快乐与创造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说，快乐正是人生进阶的体验，当人生获得成功，实现了真正的价值，我们就会感到快乐；当人生遭遇失败，我们就会陷入悲伤。

同斯宾诺莎一样，尼采没有进一步探究情感与欲望等细节问题，只是对快乐做出了广义的判断，但在基本观点上倒是与前辈如出一辙：快乐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就像一个人在反省之后自我治愈，不过不是像宗教提倡的那样压抑本能，恰恰相反，是为了拥抱生命，让欲望成为我们发光、成长的动力。要知道，快乐的来源多种多样，关键是如何善加利用。为此，我们需要将自己所有的欲望、激情、热情升华为快乐。

无情最是原上树，依旧红霞染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