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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求之重要性使得国家必须把生活的每个方面组织起来，其结果则为人类生活本身与人性尊严的败弃。技术使人与他工作的目的相分离，使他从与他联系的社会中分化出来，教育成了强使他合于模式的工具，运动成了维持他安静的技术，政治则为防止革命的技术。

从历史衍生出来的种种价值，只被当作一种装饰品；善良、斯文、忠诚、爱、感激等，对日常工作和公众生活而言都是无关宏旨的。现在，一个人的工作做得多好才是重要的，而也只有就其所做的工作而言，他的存在才是算数的，除了实用之外的其他价值变得可有可无，个人德行和罪过也只是身外之物了。

不少反现代化思想者在年轻的时候常曾是狂热和激烈的现代化倡行者，当他们体验了一种情绪货精神的危机后，他们对现代化态度的转折点就标记出来了，最后，常常变成了同样狂热和激烈的反现代化批评者——有时这思想者成为某一（现代化）外国文化的私淑者或斗士，由因其违纪而致一反所宗的过程看来，与个人的认同危机极为近似。

犹有甚者，尽管表面上这些现象与梁氏的预测相像，在它们的基本性质——以及其对西方文化产生的长远效绩上，这种文化革命不过是基本启蒙原则长期的逻辑性发展之持续，反文化的真正性质是个人主义的强化以及以个人的物质私利为仅有的道德准則，它对个人平等以及（社会正义）的强调无疑乃启蒙原则的扩充。它的终极基础仍为个体私利，而非自我否定与利他。

对外在世界理智计算的态度引致了科学的发展；个人私利之为最终至善的标准，以及获取个人权利的欲望，这个态度引发了民主。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