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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求之重要性使得国家必须把生活的每个方面组织起来，其结果则为人类生活本身与人性尊严的败弃。技术使人与他工作的目的相分离，使他从与他联系的社会中分化出来，教育成了强使他合于模式的工具，运动成了维持他安静的技术，政治则为防止革命的技术。

从历史衍生出来的种种价值，只被当作一种装饰品；善良、斯文、忠诚、爱、感激等，对日常工作和公众生活而言都是无关宏旨的。现在，一个人的工作做得多好才是重要的，而也只有就其所做的工作而言，他的存在才是算数的，除了实用之外的其他价值变得可有可无，个人德行和罪过也只是身外之物了。

犹有甚者，尽管表面上这些现象与梁氏的预测相像，在它们的基本性质——以及其对西方文化产生的长远效绩上，这种文化革命不过是基本启蒙原则长期的逻辑性发展之持续，反文化的真正性质是个人主义的强化以及以个人的物质私利为仅有的道德准則，它对个人平等以及（社会正义）的强调无疑乃启蒙原则的扩充。它的终极基础仍为个体私利，而非自我否定与利他。

只有在精神萎败的代价下才能获得经济增长。“真”文明，人类文化与进步的终极标准是个人对其自身控制的程度，他能抑制自身动物性的本能程度。

对外在世界理智计算的态度引致了科学的发展；个人私利之为最终至善的标准，以及获取个人权利的欲望，这个态度引发了民主。

当做坏事像下雨像一个人把一封要函送到下班后的接待处：接待处已关门了。像一个人试图警告市洪水就快来临，但讲另一种语言。他们不明白他。像一个乞丐第五次敲一扇门，前四次都有人他一点东西：第五次他肚子饿像一个人伤口血流如注，等待医生：伤口继绩血流如注我们也是这样，前来报告有人对我们做了坏事。最初报告我们的朋友被屠杀时，有人惊呼。然后是一百个人被屠杀。但是当一千个人被屠杀并且屠杀不会停止时，沉默便扩散开来。当坏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