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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宏观经济想象成一台机器，那这是一台内部结构和参数会因为机器操作方式而发生改变的机器。因此，宏观经济分析的结论不能构建在宏观变量间的数量关系之上为这些关系都是偶然而易的。宏观分析的基础需要构建在经济中最深层次的“不变”也就是人的理性一一之上。也就是说，宏观分析需要有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

货币之所以对实体经济有影响，是因为民间对货币状况的预期与实际的货币政策操作之间有差距。换言之，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来自“超预期”。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firsttheoremofwelfareeconomics）：在完全竞争的竞争性市场中，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secondtheoremofwelfareeconomics）：在完全竞争的竞争性市场中，如果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技术都是凸性的，那么任何帕累托最优配置都可以用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可以非常通俗地把全球失衡概括为：顺差国将自己的富余储蓄借给美国，让美国购买顺差国的产品和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顺差国事实上补贴了美国居民的福利。但顺差国在这个游戏中也并非“冤大头”。在补贴美国的同时，顺差国享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

由于股票价格由居民所决定，所以最大化股票价值，也就间接最大化了居民的效用。 经济学有一个理论，叫“刺穿企业的帷幕“，即居民和企业两部分之间的收入分配变化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 。所以很多宏观模型都假设企业不做投资决策，只存活一期。企业由居民所有，企业的储蓄也是居民财富的一部分，居民的总储蓄由居民的偏好和资本回报率（欧拉方程）所决定，与储蓄在企业和居民部门之间的分布无关。所以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是负相关。

居民消费占比偏低带来了两个不利后果。第一，因为消费是居民效用提升的主要方式，偏低的消费占比意味着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并未充分转化为居民福利的提升。第二，因为消费与投资共同组成了一个经济体的内需，消费偏低就意味着投资占比偏高。而投资终将带来生产能力的扩张。于是，中国经济在终极需求（消费）与生产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就越来越突出，最终形成了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格局。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