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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黑客帝国》和《楚门的世界》，赫胥黎质疑的是究竟会不会有人真想逃离，也就是质疑了逃离的可能性。既然你的大脑和“自我”都是母体的一部分，想逃离母体，就必须要逃离自我。这个可能性一直值得探索。在21世纪，摆脱对自我的狭义定义也可能成为必需的生存技能。

法西斯主义怎么判断艺术？法西斯主义怎么知道一部电影是好还是坏？非常简单，只有一个标准。电影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好电影，不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坏电影。法西斯主义怎么决定学校该教孩子什么？一样的标准：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该教。真相？那不重要。

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清晰的见解，就成了一种力量。

很多人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好好研究这件事，因为手边总有更紧急的事：上班、照顾孩子或者侍奉年迈的双亲。可是，历史不会因此就对你更宽容。就算你因为忙着让孩子吃饱穿暖而缺席这场有关人类未来的辩论，你还是躲不过最后的结果。这实在太不公平了。但是，谁有能说历史是公平的呢？

到2050年，“无用阶层”的出现可能不只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没受过相关教育，还可能因为精神动力不足。

就算你还没想清楚怎么用某批数据来赚钱，最好也先有了再说，因为这可能就是控制和塑造未来生活的关键。我无法确认这些巨头是不是也这么想，但从它们的作为来看，确实将收集数据看得比实际获利更重要。

目前整个社会系统架构的方式，让那些不喜欢费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而想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

革命性的知识很少能够抵达权力中心，因为权力中心正是由现有知识所建构，周围有旧秩序的守护者把关，于是会造成困扰、打破惯例的各种想法通常会被拒之门外。当然，被挡下的有许许多多确实就是垃圾。……因此，领导者面对的是双重限制：如果待在权力中心，对世界的看法就会极度扭曲；如果勇敢来到周围，又会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而且，情况只会日益恶化。在未来几十年间，世界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复杂。……

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选民，光是要了解新技术就已经很勉强，更别谈要规范新技术的爆炸性潜力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可能是改变世界最大的一个因素，但领导互联网革命的主要是工程师，而不是什么政党。你也没投过什么关于互联网的票吧？民主体系到现在连敌人是谁都还摸不清楚，也很难说真有什么方法应对人工智能兴起或区连革命之类的冲击。

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大多数人类决策基于情绪反应和思维捷径，而非理性分析；然而，人类的情绪和思维捷径虽然可能适合应对石器时代的生活，但到了芯片时代（Silicon Age），这些方法却远远不够。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