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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挥起锤子把一颗钉子墙壁的时候，我希望捏钉子的那两个手指是身外之物，可是，锤子砸到它们时我还是不得不中止劳动，发出一声惨叫，揉上半天，或者含在嘴里。

我这才想到，为什么奥兹、约书亚他们的小说这么柔情似水，为什么以色列文人很少写残酷青春、远古邪恶，为什么西方作家恒河沙数，唯独契科夫能得到以色列文人的一致宠爱---是因为他们经历的悲剧比别的民族更多吗？还是因为他们更加郑重地对待死亡，只凭想象力就能触景伤情？

我跟我的孙女聊天，她已经不太有什么反叛意识了，他们的格局都是定好了的：服完兵役去读大学，读完了去找份好工作。她的反叛无非就是看哪个电视节目，拿着父母给的钱，比过去的我们多旅行几个国家。她有时候也说，啊，我喜欢自由。好吧，人的欲望太多，钱、名声、家庭、性、爱，但在这把这些欲望一一实现之前最好先问问自己的灵魂。

过了这二十多天后，现在我相信，这个农庄的确有办法让人在简单枯燥的重复性劳动中保持中等偏上、偶一激昂的心情。它的激励机制，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来自别人的肯定。我的四周潜伏者随机的热情，它们时刻在寻找着爆发的出口，一个不小心，我就会引起人们的钦佩、羡慕和感谢，鹰嘴豆大的一点事情就让它们欢呼雀跃。

声音反而会把一些本来很小的事情搞大。平静的习惯使得人人活在一种梦幻里，尤其是内奥.茨马达的姑娘们，她们缺少普通女子常见的恐惧感。

贝尔谢巴最有名的一种产品是果子冻，还有带浮雕的银质圆珠笔，适合用作赠礼。或许国家安全是以色列最大的政治。以色列是年轻的，我们一直这么讲，也拼命地表现得年轻一些，积极一些，快乐一些。夏哈告诉我几件事情：禁烟酒，禁喧哗，禁游手好闲，禁吃喝嫖赌。

以色列人曾认为，基布兹是自己贡献给世人最好的东西。20世纪有三大“集体生活乌托邦”梦想：第一是埃比尼泽霍华德倡导的田园城市，第二是苏联的城市化改造，第三就是以色列的基布兹。田园城市梦后来变味了，它被资本家相中，变质成一个商业投机的新领域。苏联的事就更不必说。基布兹的梦持续至今，但也已经一半进了博物馆，名义上，那百分之五的国民仍旧维系着共同生活的梦想，可是集体所有制基本上名存实亡。

他们认为以色列是个精英到牙齿的社类会，精气神跟当年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有些相似，人人爱好运动，民气旺盛，适龄的小伙子不太沉湎于女色，对女孩子绑在武装带里面肉鼓鼓的身子看也不看一眼，全社会都没有机会培养哪怕一丁点市侩习气。

从第一句话开始，她就在批评国人的麻木不仁：“寻乐不是人性之一，哲学家列举的人权，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是快乐权。美国《独立宣言》也只是说“追寻幸福的权利”……她狂暴地呵斥说，以色列人追逐的就是狭隘的快乐，就是把奶酪吃到嘴里，把财产分到每个人的腰包里，把钱都花在看得见的享受上。“弗洛伊德说过，快乐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可能达成的只是将不可忍受的快乐变成可以忍受的。如果大多数不快乐都可以忍受，这就是我的快乐了”

我会给他们讲几个故事来说明犹太人拥有怎样一种脑子。比如说，有两个人吵了起来，来找拉比告状：一个人说，我卖给他东西，他怎么这么挑剔，这犹太人太刁了，等等。拉比说：嗯，你说得有道理，过了一会儿，买家来了，跟拉比说，那个卖主奸诈，他想骗我，等等。拉比说：嗯，你说得有道理。听到这些话的人就对拉比说：你这可不对，你怎么能同时说他俩都正确呢？这明显是胡扯嘛。拉比认真的说：嗯，你也有道理。

但鉴于日本社会凡事都注重一个“礼”字，因此日本黑帮片的仪式感要强于西方同类作品。重要的不在于情节，因为情节大体雷同，重点其实落在风格，甚至是礼数上。电影中侠义黑帮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忠于事实——既受制于复杂的行为规范，也要遵从17世纪的武士准则。黑帮片和歌舞伎一样，是演员展现演技、表现这些规则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