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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初，“浪漫”一词是得到最广泛接受的“现代”一词的同义语，它指的是基督教文明所有与审美有关的方面。仅仅是在后来，浪漫主义一词的意义才被窄化了，主要用于指十九世纪头几十年里反对新古典主义价值体系的那些文学与艺术流派。（38）旧版第44页

对雪莱来说，诗人不是过去的残余，而是未来的报信人。圣西门和雪莱之间本质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是指定一个计划让想象去实现，后者差不多完全强调想象本身，把想象认作最高的道德特性。从根本上说，这种区别可以简化为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分。（113-114）旧版第114页

在它们丰富语义生涯的早期阶段，这些术语唯一的共同特点似乎是，他们都适合被用作比喻，而且结合着强烈的价值观点——“古典”最初是一个好词，“巴洛克”则肯定是一个坏词，等等。（93）旧版第98页

例如，普林尼说得很清楚，狗不能活过十五年，那《奥德赛》的作者凭什么说尤利西斯有二十年没见的狗认出了他呢？。。。布瓦洛针对佩罗的职责维护荷马，他举国王的狗为例，那些狗据说活了二十二年！

最广义的现代性，正如它在历史上标榜的那样，反映在两套价值观念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这两套价值观念对应于：（1）资本主义文明客观化的、社会性可测量的时间（时间作为一种多少有些珍贵的商品，在市场上买卖），（2）个人的、主观的、想像性的绵延（duree），亦即“自我”的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

成为先锋派的一员就是成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尽管与以往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不同，这个精英阶层投身于一个完全反精英主义的纲领，它的终级乌托邦目标是所有人民平等地享受生活的所有福利。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第三种为激变或剧烈脱节，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出永恒

但两者都从同样的前提出发：生活应该得到根本的改变。两者的目标也都是乌托邦式的无政府状态。

媚俗艺术的极大悖论在于，它由一种极富时间意识的文明——它赋予时间的价值显然不能再多了——所产生，但它似乎既是用来“节约”也是用来“扼杀”时间的，说节约时间，是指对它的享受是无须努力的、即时的；说扼杀时间，是指它像毒品一样使人暂时摆脱恼人的时间意识，从“美学上”为一个否则就是空虚和无意义的现时提供理由，使之变得可以忍受。

基督教颓废观中新的东西是一种敏锐而不安的紧迫感。颓废被感觉成一种独特的危机，这种感觉前所未有地强烈；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去做那些为了自己和同类的获救必须做的事而不再等待就变得极端重要。从世界的终结正在迅速临近的观点来看，每一个单独的瞬间都是决定性的。颓废的意识导致内心不安，导致一种自我审察、全力以赴和作出重大放弃的需要。基督教的启示论即使在它不公开表明自己的时候，也导致一种激剧增强了的时间意识。

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因为它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