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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语言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也会形成不同的表达哲学思想的方式，因而不同的哲学形态，如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其差异总有语言学上的根源。

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我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我出生在世界大事纷至沓来、方兴未艾的年代。”

理性法则只对人的理性发生作用，只有当人遵从理性法则而行动的时候，他才算得上有理性的存在。

然而，人作为一个偶然的、个别的和有限的存在物，当他不知道自己的本性的时候，当他只是盲目地、被动地为自然规律所驱使的时候，他就是被动的奴隶。而当他由理性所指导，认识了自己的本性之必然性，从而主动地生活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自由人。因此，认识自身本性的必然性，乃是从奴隶而成为自由人的根本途径。换言之，依照理性的指导的人就是自由的。

谢林（FriedrichWilhelmJosephSchelling,1775—1854）生于德国符滕堡莱昂贝格（Leonberg）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少年早慧，15岁便获准破例进入图宾根神学院，与年纪大他五岁的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同窗。

卢梭这个人不仅有性格上的缺陷和种种恶习，而且像艺术家一样极为敏感，这就决定了他的悲剧性的命运。当他在法国受到政府迫害时，休谟好心好意把他带回英国避难，谁知没有多久，卢梭便怀疑休谟串通他的敌人算计他，于是便“逃”回了法国，弄得休谟十分尴尬。后来休谟给法国的朋友们写信，把卢梭过分的敏感比喻为一个被剥去了全身皮肤的人在狂风暴雨中狂奔，倒是十分贴切。

自然法则是人必须服从的法则，而理性法则不是人必须服从而只是他应该遵守的法则

这样一个完全以理性自身的纯粹形式作为自己法则的意志是一个自由意志，因为它意味着理性所遵守的是自己为自己确立的法则。

据说苏格拉底生得很丑，但是死得很美。悲剧是矛盾的双方都没有错，都有各自的道理，只不过由于两者的道理是互相冲突的，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苏格拉底与城邦的矛盾，是两种原则的冲突，它们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相互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或者“时代差”。民主制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性已经过去了。苏格拉底的原则也是合理的，但那要等到上千年以后才会成为现实的原则。所以，苏格拉底必死。

斯宾诺莎给神下的定义是：“神，我理解为绝对无限的存在，亦即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其中每一属性各表示永恒无限的本质。”所以，神与实体是一回事。斯宾诺莎所说的“神”并非宗教神学意义上的人格神，而是以泛神论的方式表述了世界最高原因的统一性。

阳光耀眼，从钴蓝色高空照射下来，穿过淡淡紫罗兰色的空气，直至冰冷而苍白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