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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30年后再去回顾那段时间，人们会惊奇的发现，韩国经过了一次不可思议的社会民主化进程。出人意料的是，这场变革完全是作为现代化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首先应该是教育现代化，而后是社会现代化，然后是经济现代化，最后才是政治现代化政府对付的不是左翼学生力量。左翼学生可能冲在表面，但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些示威运动背后的支持者是强大的中产阶级

有一次，营长鲍勃凯恩中校对他说：“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你得撂倒一百名敌军，然后就能回家了。等你真的撂倒一百名敌军，这场战争也就不算什么了。……美军发射信号弹以后，从小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农场长大的他看到满山遍野的敌军时，不由想起家乡麦浪翻滚的景象。现在这种景象令人不寒而栗，成千上万的敌军士兵朝他们扑将而来。就算你撂倒一个，还会有下一个；就算你撂倒一百个，还会有另外一百个前仆后继。”

虽然这场战争确实比他们想象的更残忍，虽然美国人凭借其强大武器表现出超乎他们预料的战斗力，给志愿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毛可以接受这些。他能容忍以鲜血作为革命的代价，以生命换取革命的胜利，因为他领导的国家就是一个物质匮乏而人口庞大的国家。这个庞大的人口基础允许他用牺牲生命去赢取国家荣誉。当周围的人还在犹豫徘徊之时，他却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中共领导层中，毛不是唯一认识到人口优势的人，但他却是更有决心作出这种牺牲的一个人。

日本人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对于被征服民族来说，你越是想要压制的某种东西，它就会变得越发重要。

历史的发展孕育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又塑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民性。而历史的发展却不会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统治者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本身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只有历史本身，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基因。

就像因为地理因素而不得不在德国与苏联的夹缝之间艰难求生的波兰一样，朝鲜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命运。

同样非白人投界也应当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管辖。唯一被罗斯福已所认为的亚洲低等国家和民族之外的就是日本。“日本人很有意恩、我喜放他们。”他在寄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