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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新大林去世，中苏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与新大林之间，在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看协调的步骤和一的立场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趋向让步和缓和的方针占了上风。尽管毛泽东对此可能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但他还是听从了苏联的意见。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東了，中苏同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的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

其次，对于国际关系问题决策的重要条件是对于外部信息的把握，但呈现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环境，与决策者当时所掌握的可能是严重失真的信息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从俄国现有的档案文献看，在米高扬访华期间尽管没有解決什么实际问题，但是米高物与毛泽东谈话之深入，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之广泛，特别是在此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斯大林与米高扬之间电报往来之频繁，毕竟使中苏双方领导人初步了解到彼此的立场、观点、意向和要求，以及存在的分歧，这就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以后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和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迈出了走向中苏同盟的第一步。

总之，战争不仅加强了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巩固和扩大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韦斯塔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朝鲜战争中，“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表现给斯大林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斯大林还是计刘通过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使中苏同盟进入一个新阶段”。

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ロ头变为现实，新中国现在完全有理由在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上建立其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了。然而，就双边关系来说，刘少奇对莫斯科的访问并没有解決中苏之间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方面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直接对话了。

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上面提到的毛泽东10月2日的两封电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決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

所谓“第一枪”的问题，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并不重要。使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斯大林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国际背景是什么，这才是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从实质上讲，这场战争体现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冲突，而作为战争主体的另一方就是刚刚结成同盟关系的中国和苏联。中国和苏联各自对战争目标的确定对战争中战略和策略的的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对战争的结局有決定性的影响，也是对中苏同盟的严重考验。

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空军协同与美国作战的要求。这样，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虽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毛泽东最终做出的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并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从主要方面说，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后，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的主流。

“顺势而动，应时而兴，此乃三千年来邦国兴亡之大道。五帝不同道，三王不同法，舜变尧，禹变舜，商汤变夏桀，周武变殷纣，平王变西周，三家分晋变春秋，李悝新法变战国，商鞅新法变强弱。亘古三千年，一个‘变’字囊括了天下风云！善变者强，不变者亡，岂有他哉！战国以来，魏国两代巨变而成霸主，魏惠王没有第三变而一落千丈。秦国两次小变，出不得函谷关一步，孝公与商鞅第三次大变，而成天下第一强！所谓三变破国，可曾在一个国家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