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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鲍罗廷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则在孙中山的授权下，也着手创办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军事学校——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则被孙中山提名为这个学校的首任校长。

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新大林去世，中苏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与新大林之间，在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看协调的步骤和一的立场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趋向让步和缓和的方针占了上风。尽管毛泽东对此可能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但他还是听从了苏联的意见。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東了，中苏同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的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

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其次，对于国际关系问题决策的重要条件是对于外部信息的把握，但呈现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环境，与决策者当时所掌握的可能是严重失真的信息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报告写道：“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客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

总之，战争不仅加强了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巩固和扩大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韦斯塔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朝鲜战争中，“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表现给斯大林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斯大林还是计刘通过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使中苏同盟进入一个新阶段”。

于是，本来是既反右倾又反冒进的社论，最后题目虽没有变，内容却变成只是反冒进了。胡乔木显然没有认真推敲“不看了”这三个字的含义，而恰恰是这个字包含了老人家极大的不满情绪。老人家后来抱怨说：“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笔者的思考和写作，追寻了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估计。作为一个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这是中共在1956—1957年所面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认识和估计的结果，构成了他们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

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七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内，对毛泽东都是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词。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