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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报告写道：“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客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

笔者的思考和写作，追寻了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估计。作为一个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这是中共在1956—1957年所面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认识和估计的结果，构成了他们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

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七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内，对毛泽东都是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词。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1

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林巧稚在校外兼职多达13项，严重影响她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

邓小平说：“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

毛泽东还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

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基本上都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他们往往拿中国与苏联对比。与保加利亚各界对双百方针所持的保留态度不同，波兰人总是用赞佩的心态谈论这些问题，他们说，中国党和斯大林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国党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斯大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

还强调，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这种莫名其妙转化话题的做法说明，即使谈经济建设，毛泽东也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实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

浪漫永远都是旁观者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