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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麦之外，农民还种植一些耐旱涝的作物以补充粮食的不足。高粱是淮北的主要春季作物，因其抗旱涝能力很强而广受农民欢迎。大豆是另一种耐旱涝的作物，主要在夏季种植。

环境对于淮北集体暴力的形成具有双重影响。第一，危险的生态条件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又塑造出该地区群体冲突的模式。第二，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靠这类集体行动的情况会不断强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资源或防止资源流失是必不可少的。

捻军叛乱是19世纪中国仅有的一次没有宗教信仰激励的大规模叛乱运动——这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形成鲜明地对照。太平军之对于捻军叛党的出现，其真正意义与其说是直接的指导或煽动，倒不如说是由于太平军在淮北展开掠夺与防卫的水平与捻党相互促进的缘故。捻党实力的强化不仅仅依靠了长期存在的侵犯性掠夺形式，还烤了防卫机制的灵活配合。

自然和政治的因素为淮北造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系统，特别有利于盗匪活动的蔓延。除了历史与现实因素之外，农民中世代相沿的习俗也大大强化了争勇斗狠、乐于为盗的心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朝著名将领袁甲三那里获得确证。袁在视察淮北的途中，发现一座装饰极为华丽的庙宇，里面供奉的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古代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盗跖，他感到十分惊愕。由此可见，土匪的职业在该地区享有一定的声誉。

淮北农民畏惧自然，不敢与之抗争，所以，他们在通向农业和经济革新之路时往往采取保守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同时，当面对来自社会的作用时，我们可以发现一幅完全不是被动的画面。很少有地方志不提到淮北农民凶猛而野蛮的特性。这里的乡村居民被认为有极大的赌博、仇杀和为匪的癖性。农民用其可怜的积蓄来储备武器，以便在不断发生的冲突中巩固自己的地位。

淮北的农忙时间集中在秋季、春季和夏季。从十一月到来年二月末，农民基本上处于休闲状态。尽管在播种和收获季节，身强力壮的人很容易找到活干，但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无事可干的。在这四个月的农闲时期，过剩的劳动力对淮北地区的集体行动的形成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弥补农业收入的可选择手段的不足，无事可干的农民经常依靠暴力来获取生活必需品。

清朝时期，政府垄断了食盐贸易，禁止淮北地区农民从事运、售食盐这种有利可图的职业。清政府将全国划分成11个盐引区，规定各种食盐只能在规定的区域按规定的价格销售。划定河南的中、东部和皖北的宿州为“长芦盐”限售区，而皖北其余各县则限食较差的“淮盐”。更糟的是，淮盐不但味苦，而且售价高昂。而芦盐不但味美，且不及淮盐半价。有胆识的淮盐区百姓因此利用农闲到长芦盐区“捆盐”，回来非法出售，获利甚巨。

淮北地区农作物产量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少有效的灌溉系统。由于没有有效的水量调节方法，淮北农民不能指望有高而稳定的收获。不少淮北地区的地方志都提到，在遥远的古代，曾经有过水稻种植业的存在，随着灌溉系统的毁灭，稻田也消失了。

从总体上来说，经济作物在淮北地区并不盛行。由于个体生存农业的制约，尽管土地可能适合种植具有更大利润的作物，但农民最大的希望莫过于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全家人的生活。如果农民放弃生存农业，他们会完全依赖与他们无法控制的市场。很少有人会专业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除非市场稳定并有良好的发展，而且其预期收入能大大超过温饱水平。

刘（少奇）承认，有些时候，在应对那些会门武装时神话实际上被证明是一个有用的武器。刘指出，在某些地方流传着红军总司令朱德是明朝皇帝后代的传言，在那些地区，共产党和秘密社会是特别亲近的。

由于米尔肯在垃圾债券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可以随意从德崇的客户手中以低价购买债券，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然后米尔肯把债券卖给布斯基，稍微赚一点儿钱。接着，布斯基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德崇，最后又被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该公司的客户。通过这种方式，米尔肯偿还了布斯基数百万美元，他自己也能从这种交易中获利。当然，德崇的客户就成了冤大头，替他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