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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央集权制度领先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造成了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同走向。第一，中国大一统郡县制下，官僚系统极为发达。而欧洲封建体制下，自治社会传统一直没有中断。第二，中国的中央集权受到的约束很小，而后发展起来的欧洲的中央集权受到重重社会力量的约束。

中国的“国家现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因此君权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原有的那些小自治体和小共同体被消灭了，完全被官僚体系取代。

正如中国宋代学者罗泌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时说的：“封建之时，一人纵以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着得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祸。”封建制下，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失德，只能影响天下的一小部分。郡县制下，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错误，需要全体臣民共同承担，因为你想躲都没地方躲。

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因为“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的时候，这个社会オ是健康的。当一个社会把所有权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新文明总是在旧文明的边缘区成长起来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象。秦国和罗马处在文明圈的边缘，这样他们一方面能够接收到文明中心的辐射，另一方面，他们身上旧文明的包袱又比较轻，所以在铁器时代到来时，他们就能够最先转型成功。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我们可以继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征服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这是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通过公司进行征服的新型帝国，这是与传统征服者完全不同的逻辑。传统的征服逻辑是天地之财只有此数，我多了你就少了，所以我要抢你的。公司的逻辑是互通有无，通过贸易，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为什么非要生孙子呢？因为没有孙子，就是“绝后”了。绝后有什么可怕之处呢？那就是在阴间没有人给上坟烧纸，会没有钱用。因此会沦为孤魂野鬼，永远以乞讨为生。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曾说：“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它需要一系列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的制度安排。”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系列偶然汇聚到一起的结果：一个软弱的君主政权和强大的议会，一部根深蒂固的习惯法以及常备军制度的长期缺乏，还有自治传统，这些都恰好汇集在了英国，构成了英国崛起的独特背景。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