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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对我来说不只是TEDTalk演讲中的抽象概念，更是我在《夹缝生存》中遇到的一些中产阶级人士真正的职业竞争对手。他们的工作岗位可能将会被自动化取代，或者已经被取代了。到目前为止，这些失去的工作岗位大多集中在汽车工业的工厂车间。现在，自动化开始向护理和货运行业扩张。

解决日托资源有限的重大举措之一是推行国家层面的普惠性学前班政策。

研究所谓“决策疲劳”（decisionfatigue）的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穷人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不断掂量哪怕是极小金额的支出：是，我可能应该多买几块这种肥皂，因为折扣真的很大（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贫穷的印度农村做的几个实验之一），但这样我就买不起这个星期的药或者食物了。

学者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Hochschild）曾经写过像霍根夫妇这样的日托服务人员，指出他们为了微薄的收入，必须出卖自己最深层次的情感去假装微笑和拥抱，并对其潜在伤害感到担忧。她在《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TheOutsourcedSelf）一书中描述了这段变化史：无论是爱还是抚养孩子，都曾经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都被外包了。

正如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Harrington）说的，只是生错了家庭，或者生“错”了种族，穷人就依然是穷人，因为向上流动的期待和可能性在更多情况下都属于白人。但在中产阶级这个美国最大的劳动者群体眼中，停滞不前就意味着巨大损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曾在父母的生活中看到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这种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二字背后的承诺，失去它就仿佛受到了一种深刻的背叛。

在中年时期重塑自我会体验到各种复杂的情绪，其中大部分都源于自责。

这些庞大的企业集团依靠“独立的”合同雇工提供短期、廉价的服务。他们通过跨平台的劳动力交易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平台上的劳动者却几乎没有发言权。

正如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Ehrenreich）在《下跌的恐惧》（FearofFalling）一书中所言，中产阶级的主要焦虑在于我们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重建我们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层阶级，或者“有产”阶级可以轻松找到解决办法：遗产和土地。而对于下层阶级，他们长期以来被迫接受另一个答案：他们一生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他们的孩子也将如此。

顶层电视节目相比不平等娱乐节目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如果我们把这些1%社会顶层电视节目和我们总统在电视上的滑稽表现当作指南，那么终极的奢侈不仅意味着可以看到滔天的财富，而且还能看到那些巨富为所欲为，不用考虑后果、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就像众神一样。

不规律、无休止的工作文化折磨着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步履艰难的中产阶级父母，以及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专业保育人员。他们在家里或日托中心起早贪黑地工作，收入却比最低薪资高不了多少。这些父母和保育人员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试图借此来适应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新生事物——即时（just-in-time）工作。“即时工作”设定了特殊的、不规律的工作时间以满足公司的需要，却对员工的需要不管不顾。

由于米尔肯在垃圾债券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可以随意从德崇的客户手中以低价购买债券，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然后米尔肯把债券卖给布斯基，稍微赚一点儿钱。接着，布斯基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德崇，最后又被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该公司的客户。通过这种方式，米尔肯偿还了布斯基数百万美元，他自己也能从这种交易中获利。当然，德崇的客户就成了冤大头，替他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