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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样的生命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母亲的呵护，还有命中这些“贵人”围成灯罩似地为它挡风，使它不致熄灭。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如果重庆失守，我到“雷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十天之后，爸爸写来一封快信，简短有力的写着：“国内战线太广，目前确实费力，但盟军在太平洋及欧洲局势日渐好转。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记得有一天，有位盖伯母和我妈妈在屋子里哭，妈妈叫我带她两个小男孩到院子里玩，盖家小兄弟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二00一年，在沈阳已复校的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有人赠我《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有一张全页照片：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血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与我童年记忆印证，永难磨灭。

如伍尔芙《自己的房间》，她的名句是：“一个女人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钱和她自己的房间。”

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乐而已，还要有一些深度。深度这种东西没办法讲，不过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可以培养。文学上最终的是格局、情趣与深度，这是无法言诠的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母亲不再是个哭泣的女人，她与我父亲两人的感情，在那样动荡的局势下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她觉得能与他共患难是幸福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她八十三岁去世前不久，我们曾谈到新时代女性有选择权的婚姻，我问她现在是否仍会选择嫁给爸爸？她当时未答，过了几天，她说：“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我们在一棵大树桩上坐下。他开始轻声吹口哨，原有的鸟声全停，他继续吹口哨，忽然四周树上众鸟齐鸣，如同问答，各有曲调。似乎有一座悬挂在空中的舞台，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乐器，在试音、定调，总不能合奏，却嘹亮如千百只云雀、夜莺，在四月的蔚蓝天空，各自竞说生命的不朽—随生命而来的友情、爱情，受苦和救赎……如上帝点醒我，在这四月正午的林中空地，遇到了我愿意喊万岁的天籁

他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淳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

世界上大约有一些缘份，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于倾诉心中最深的感觉。

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都烙印我心。他说：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

德罗图夫特永恒的形象，不是作为个人的德罗图夫特，因为作为个人，他无疑是独一无二且深不可测的，而是想象传统根据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塑造出来的普遍典型，传统是遗忘和记忆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