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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要过关，”这是褚时健一直强调的事情，“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你不懂技术，光会管人不行。”

事实证明，没有所谓自动自觉、牺牲个人的觉悟，人的劳动积极性必然和自身利益挂钩，才有长期持久性。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里，毕竟是生存、安全需求为先，自我实现是最后一个层次。所以必然是个人满足在先，然后才是集体获益。

褚时健知道，这不仅仅是监狱方对一个老人和曾经的国家经济建设功臣的照顾，一定还有外面自己曾经的下属和朋友们的各种奔走打点。

褚时健敢做大事，但并不爱和所谓大人物交往，和所有基层的、贴地生活的、干活儿的人打交道，是褚时健最擅长也最喜欢的事情。

要想做成一件事，必须让相关各方能够利益平衡，都能从中获利。褚时健认为，做生意不能只想着让自己赚钱，适当让利，常常会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利益平衡也成了日后指导他在经营中做出决策的重要思路。

这是不同于战争和革命工作的考验和磨炼，平淡生活的婚姻就像淙淙溪水击打着顽石，一切改变都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并完成，男女皆如此。

传统的农业种植大都以“天意”来决定种植的结果，而工业的标准化让所谓的“靠天吃饭”变为靠科学吃饭。这样的思路在后来他的冰糖橙种植中又再次启用。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女性来说，婚姻是生命的全部，而对于年轻的男性，婚姻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所有有关婚姻的抱怨和不理解，大都来源于这个意识上的分歧。而妻子对丈夫的抱怨，也大都是“不关心，不体贴，不爱、不管”。任何年代皆如此，马静芬和褚时健之间也是这样。

邱建康有一个观点，一个企业家起码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引导自己的能力，二是帮助他人的能力。

人哪，打击是经常的，你自己心里要有谱气，不然什么都干不了。

只要你努力掌握事情的规律，并且有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我觉得完全可以学会。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