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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保护那些地区的土著、少省来植乱的成本。满洲是满族的发地，满族就靠着在那里练就的精骑术、武艺入中原，建立清朝，因此清朝政府保护该地、不让外入进去。外，满洲出产人参，那是皇家所家断、有利可图的商品。移民满洲会改种大豆、小麦，或许能増加粮食生产、眼饱人民，但无助于增加皇帝的私人财库（在美洲，情形相反、通常是殖民地的作物，糖、烟草、啡之类，占对外贸易的大宗对政府税收的黄献大毛和普）。

这下我知道了，你们法国人是一等一的大疯子。你们远渡大海，忍受极大不便，这么辛勤工作，就为了替孩子或比你们晚死的人积聚财物。养活你们的土地，难道不够用来养活他们？

中国皇帝通过与藩属国统治者派遣的代表——贡使互换礼物，正式确认他们的统治者身份，这也清楚表明彼此的尊卑主从关系。朝贡制度主要考虑的不是经济利益，却无意间建立了一个跨国的共同市场，并为该市场提供了统一的货币，定义了主流品位，创造了时尚和行为的标准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人类买入某物或将该物送人，除了尽可能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有时还借此表明他的身份或他对这种身份的想往，表明他与别人的社交关系或他对这种社交关系的想往。经商要想成功，不仅要懂得积累财富，也要不吝于花费，竭尽所能节省开销并非总是上策。

巴西没有银行。除了以政府为主要房贷对象的国营巴西银行，贷款都是看个人交情。

如果给资本充裕国家的投资商投资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锁定资本欠缺的国家，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

欧洲的上流婚姻，通常是两“家族”的联姻，两家族都由男人掌控资本，且都借由交换女人（女人本身简直就如同商品）经营生意，但在东南亚，拥有流动资金和经商头脑者往往是新娘本人。……这些男人不习惯于丛林生活，往往比“本地”妻子早死许多年；失去丈夫的这些女人，继承了土地，随之拥有更多可用于下一场冒险或下一桩婚姻的谈判筹码。

但在大部分欧洲人眼中，传说中富裕、不可思议的东方国度是印度；马可·波罗所描述中国的富裕、先进，他们猝然听到，根本无法相信。对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同胞而言，人口可能达两百万的城市、长逾一千六百公里的运河、靠纸钞交易的经济，根本是天方夜谭（威尼斯人才刚在马可波罗出国期间建成他们第一个铸币厂）。但马可波罗所述及的种种新鲜事里，最叫欧洲人困惑的，大概就是中国没有基督教作为道德基础，其公共安全和诚实交易竟比欧洲要好上许多。

马可·波罗遭热那亚人俘虏后，将游历东方的所见所闻告诉狱友，然后，其中一名狱友是传奇故事的职业作家，将他所听到的形诸文字，以《行纪》之名出版。此后长达两百年，马可·波罗的《行记》通常也被归类为传奇文学。马可·波罗斯后不久，威尼斯的嘉年华会出现一位取名“吹牛皮大王马可”（MarcooftheMillions）的小丑，讲述愈来愈荒诞离奇的故事娱乐大众；“马可·波罗”成为英语谚语，用以指称谎言。

过去，为了保住财富，道德良心给用在一旁。天主教徒照喝穆斯林咖之类的异教徒饮料（但他们很快就在照理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殖民地生产咖啡豆。法国革命人士一边草拟理念崇高的人权宣言，边喝着、抽着美洲大陆奴隶所生产的加糖咖啡、烟斗，丝毫不觉矛盾。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在船的一边卖掉鸦片，让更多人中鸦片瘾，在船的另一边念（圣经）以寻求救赎，证实了马克思称宗教是大众之鸦片的策言，也证实了20世纪反该箴言的妙语一一鸦片已成为大众之宗教。

朝贡制度的设计和基本运作力量，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关注，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的关注。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