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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亲密关系成了现代性矛盾冲突的中心竞技场，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正是在这里得以凸显。

将审美判断置于所有功利计算和感官冲动之外。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本身，与特定主体的偶然欲望和需要毫不相干。

就像《妇女乐园》那样，因为阶级界限的消失，《娜娜》中的公共空间总让人担心它会带来道德污染和社会混乱。小说描绘的剧院中、赛马场上及舞会和晚会中，无名混杂的人群颠覆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当不同个体为了追求快乐而密切交往时，等级制度在公共空间被弱化。

这样的情节暗示女人对艺术的反应是出于自恋症：女人是典型的幼稚型读者，不具备区分文本和生活的能力。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这一点。因为女性读者无法实现想象和思想的跨越去欣赏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她们把文本当成镜子，在镜子里她们同时发现并确认了自己的主体性。爱玛.包法利分不清现实和虚构，她成了那些梦想成为爱情故事女主角的现代读者的原型。女人渴望成为或者认同再现的对象，因而打破了真正的审美沉思应保持的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感。

成功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性，它完全有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威权的男性气质，而是一种流动的、敏感的身份，能对客户的需求快速应变。这种男性主体的女性化，将成为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性别角色重新调整的一个重要主题。

爱玛文学品味中的浪漫主义元素是显而易见的。跟娜娜一样，她喜欢文学中的乌托邦和理想主义，将之视为逃遁到美好世界的方式。作为一个外省医生的妻子，她寻求着那些与她平凡生活有着天壤之别的新奇场景，她渴望一种浪漫的崇高，渴望夸张的情感和过度的激情。

换言之，福楼拜不希望读者以爱玛的那种方式来读他写的小说。如果作者试图通过细腻的组合和精巧的晦涩风格来阻断读者的期待，爱玛反过来又通过否定文学形式的中介权威，将风格转化为内容。她只求字面意思，只考虑自己的兴趣，只寻找她能认同的奇特意象。审美价值被降格为情感的使用价值；文学仅仅是一种激发情感和情色的手段。爱玛不顾一切地想要摆脱外省无聊生活的束缚，于是去书中寻找那些描绘浪漫诱人的生活的文字，去找她的生活中极度缺乏的东西。

然而，慕雷甜言蜜语的奉承和对女人品位的直觉，都不过是他更有效地榨取女性的手段。共情是与潜在的施虐结合在一起的，殷勤有礼则伴随着对女人无法抗拒诱惑的隐秘轻视。为了满足每个女人捉摸不定的心思，商家可谓挖空心思，这也让女人的利益在公共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与此同时又掩盖了这种作为女性气质现代崇拜基础的经济关系的压榨性。

这些充满异域感和逃离色彩的刻板情景，构成了成年爱玛的幻想基础，她试图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转换成罗曼蒂克爱情的文学密码，从而使自己的生活获得意义。然而，爱玛忘记了这些故事根本就是屡见不鲜；对她而言，这些情节体现了绝对的、理想的充盈，衬托出现实的匮乏。“爱玛试着搞懂书中的至福、激情、狂喜这些词到底在生活中是什么意思，对她来说，它们在书本里显得是那么美妙。”

女性不再象征无分化的自然和无意识的欲望；相反，由于女性的地位由他者的凝视决定，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我意识，而这恰恰是男性不具备的。我在前几章谈到的现代性再现再次有了重大转捩：现在是男性主体怀旧地抓住那个单一的、和谐的虚幻自我不放，女性则体现出了分裂矛盾的双重自我，充分意识到自己是由外在决定的。女性气质被作者展现为真实现代性的高级象征。

在福楼拜的文学理念中，可窥见康德的这一思想，福楼拜疯狂崇拜的是作家的冷静、作品的清晰和风格的完美，他梦想有朝日写出“一本关于空无的书”。

应当是杏花，表示你爱她，她不爱你；还有水仙花，表示她心肠太硬；外加艾草，表示你为了她终身痛苦，另外要配上石竹花来加重这涵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