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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韦伯的三个权威类型而察之，我认为，当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以法理权威的表、但更多的地表现出卡理斯玛权威为实的混合型基础之上…法理权威根基肤浅而卡理斯玛权威强势以行，后者的意志几欲冲破前者的羁绊；这些紧张一直存在，暗流涌动，并时常以极端形式爆发而出。

在这一体制中，向上负责制和评价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下级官员对自上而下的意图指令极为敏感。揣摩意图，察言观色，拿捏分寸，成为下属应对上司的重要能力。事事上报，会被认为没有能力，把问题上交；而隐瞒不报，可能担上欺君罔上的罪名，导致大难临头。在这一大环境下，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为降低风险、疏通关节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些做法是以弱化官僚体制的正式制度为代价的。无怪乎，在这一体制中，上下级信息流通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在中国，作为最高权力中心的党与官僚体制之间仍然是主从关系。换言之，虽然国家支配形式已更替，但其官僚体制的结构位置一如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体制，其合法性仍然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仍然体现在“向上负责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之上，但国家与官僚体制间的主从关系有了新的演变。

当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以法理权威为代表，但更多地表现出卡里斯玛权威为实的混合基础之上。法理权威与卡里斯马权威混合兼容的合法性基础在当代中国时常可见。但在当代中国，这一混合型基础中的两种权威未及交融熨合，法理权威根基肤浅而卡里斯玛权威强势以行，后者的意志几欲冲破前者的羁绊；这些紧张一直存在，暗流涌动，并时常以极端形式爆发而出。

政府官员关心的是他们在任期期间的政绩，因为这是影响一个人职业生涯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对短期政绩的追求是导致突破预算约束的激励机制。

为什么基层政府或者政府官员有突破预算约束的动机和冲动？... 在微观上，组织设计中的激励机制诱发了政府官员追求超越其财政能力的发展目标和短期政绩的行为，导致了突破预算约束的冲动；在宏观上，组织制度对这些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甚至鼓励这些行为。

汪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天理”（至少在宋儒那里），就蕴含着“分权要求”。这一关系渊源于中国儒教的政治文化中：儒教试图以道德治国，将天子作为道德的化身，同时又用道德礼教来约束天子和臣民。

君主权力凌驾于官僚权力之上，不受官僚体制规则的羁绊，这意味着君主的意志可以随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的运转。因此，官僚体制断然不可真正制度化，将其行为建立在程序规则即法理型权威基础上，因为这样讲极大削弱甚至否定君主的专断权力。

行政发包制的应对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一统体制实际运行的困难，而政教仪式化的机制维系了这一体制的象征意义。

卡里斯玛权威不是基于自下而上的授权，恰恰相反，民众只是追随者，听从卡里斯玛权威。如此，法理权威基础只能徒为形式。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