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天理”（至少在宋儒那里），就蕴含着“分权要求”。这一关系渊源于中国儒教的政治文化中：儒教试图以道德治国，将天子作为道德的化身，同时又用道德礼教来约束天子和臣民。

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之间的紧张和不兼容。

行政发包制的应对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一统体制实际运行的困难，而政教仪式化的机制维系了这一体制的象征意义。

君主权力凌驾于官僚权力之上，不受官僚体制规则的羁绊，这意味着君主的意志可以随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的运转。因此，官僚体制断然不可真正制度化，将其行为建立在程序规则即法理型权威基础上，因为这样讲极大削弱甚至否定君主的专断权力。

卡里斯玛权威不是基于自下而上的授权，恰恰相反，民众只是追随者，听从卡里斯玛权威。如此，法理权威基础只能徒为形式。

官僚体制发展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用以传递指令、下达任务、考核评定等等，但皇帝在各个环节都有最终的决定权和任意干预的专断权力。也就是说，皇权是这一支配形式中的最高权力，凌驾于官僚权力之上。

卡里斯玛权威因民众拥戴热情的降低而衰落，官僚体制因其常规化过程时常打断而弱化，民众热情在卡里斯玛权威灵验不再的过程中逐渐消磨殆尽。三者互相影响，渐行渐远，合法性危机浮出水面而且日益深化。……

在这一体制中，向上负责制和评价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下级官员对自上而下的意图指令极为敏感。揣摩意图，察言观色，拿捏分寸，成为下属应对上司的重要能力。事事上报，会被认为没有能力，把问题上交；而隐瞒不报，可能担上欺君罔上的罪名，导致大难临头。在这一大环境下，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为降低风险、疏通关节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些做法是以弱化官僚体制的正式制度为代价的。无怪乎，在这一体制中，上下级信息流通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在中国，作为最高权力中心的党与官僚体制之间仍然是主从关系。换言之，虽然国家支配形式已更替，但其官僚体制的结构位置一如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体制，其合法性仍然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仍然体现在“向上负责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之上，但国家与官僚体制间的主从关系有了新的演变。

当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以法理权威为代表，但更多地表现出卡里斯玛权威为实的混合基础之上。法理权威与卡里斯马权威混合兼容的合法性基础在当代中国时常可见。但在当代中国，这一混合型基础中的两种权威未及交融熨合，法理权威根基肤浅而卡里斯玛权威强势以行，后者的意志几欲冲破前者的羁绊；这些紧张一直存在，暗流涌动，并时常以极端形式爆发而出。

依韦伯的三个权威类型而察之，我认为，当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以法理权威的表、但更多的地表现出卡理斯玛权威为实的混合型基础之上…法理权威根基肤浅而卡理斯玛权威强势以行，后者的意志几欲冲破前者的羁绊；这些紧张一直存在，暗流涌动，并时常以极端形式爆发而出。

人生不就是等和被等这两种状态么，用来丈量两者之间距离的，不过人心。从前咫尺天涯，希望而后能天涯咫尺，但最好的状态还是只要咫尺不要天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