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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讨论中，那个最后发言并总结了所有人观点的人，往往会被误认为是贡献最大的人，这叫“总结者红利”。

安慰一个人，最忌讳的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试图缩小事情的严重性，在对方耳朵里就是你缩小了他的痛苦，而痛苦是他此刻的全部。

很多时候你纠结“要不要做”，其实心里早有了答案，你只是在等一个足够体面的借口来推翻它，或者等一个足够狼狈的时机来执行它。

你想让一个习惯坚持下去，最好的办法不是靠意志力，是降低它的启动门槛，低到你觉得“不做一下都对不起这点力气”。

那些宣称“我对事不对人”的时刻，恰恰最容易变成“对人不对事”，因为事本身不会生气，而人会在被批评时下意识反击。

很多人不是在找“更好的方法”，而是在找“不用改变现在就能变好的方法”，这两者之间隔着一整片自我欺骗的大陆。

和优秀的人聊天时，你问的问题比你说的观点更能定义你在他眼里的分量。

你之所以会反复想起某次争吵，是因为你在心里一遍遍重写剧本，试图证明自己当初是对的——但剧场里只有你一个观众。

你第一次让步时的姿态，基本上就框定了对方今后跟你谈判时的开价区间。

你想判断一个环境是否适合你，就观察自己在那里是更多感到“我要努力融入”，还是“我可以自然舒展”。

你向别人寻求建议时，如果内心已经有一个隐约的倾向，那么你找的不是建议，而是找一个帮你承担潜在后悔的同谋。

如果我再大几岁，我肯定当场就会问明白，但我没开口，因为我想把得知真相的瞬间尽可能往后拖延。我突然想起读过的小说里出现的词汇：无以名状的恐慌。读的时候它们只是文字，但形容我当时的亲身感受是再贴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