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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假说之间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它表明了中等地主利益和专制国家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中等地主重视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中等土地所有权可能最为符合专制国家本身的利益。然而，这种利益的相符（coincidence），绝不意味着利益相同（identity）。许多研究者近来的研究已经在事实上证明，官僚在为中等地主和专制国家的利益同时服务的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不论这些官员享有多大的权力，它都只是一种派生的权力，是君主让渡的，并且始终保持在专制主义加于其上的限度之内。在危急时刻，专制主义倾向于增强，相应地，它通过缩小这一限度来削减官僚的权力。

平心而论，就王安石观点的理论根据以及他要建立道德社会的终极目标看，本质上我们还是应该将王安石看作一个儒家学者。

中国是一个官僚制国家。在强调功利主义治国才能、官僚体制、政府体制及政府主导的体制方面，王安石即使不够伟大，也确实杰出。

王安石的计划遭遇了额外的困难：不断增长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增强伴随着弄权的危险，不管在政治还是行政上都不可取的更强的同一性，无法按预期执行政策、逐渐膨胀而又积弊难改的吏役官僚制。

他不仅尝试改变，同时也意图建立新的政府体制，以指导和形塑官僚与民众的行为。王安石的政策重点不在于法律的颁布与执行，他也并不将“富国强兵”作为头等大事。他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社会风俗，期盼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秩序“至治之世”。

我可羡慕你爸了，死得够敞亮，不像我，活着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