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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倚着柱子站立——她喜欢这样，她的苍白倦怠的脸是一种挑战，仿佛在说：“我是厌世的，所以连你我也讨厌——你讨厌我么？”末了出其不意那一转，特别富于挑拨性。

在X村，我路过一群老人，本想上前跟他们打个招呼，却被我的关鍵报道人拦住了。他告诉我，那里面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不能让她知道我的研究，因为她一辈子只生了女儿，这在村里被认为是晦气。这位老太太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对我讲，但我不能为了研究，让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再次遭到村里人的冷眼。我更不愿意揭她的伤疤，于是我们安静地走开。

在中国，更应该扎根于本地社区有策略地“dorights”，而不是一味跟着国际组织高调地“sayrights”。

其实大多数底层人，生活很简单，世界很狭小。他/她们主要判断的是我会不会害他/她。

小W：对吧，为了此事，证明自己贞洁，一碰撞死的呀，或者上吊死的，或者被老公打死的，被公公婆婆赶出家门的那种，估计不在少数。问：嗯，当时你看了这个信息以后，你觉得很高兴？小W：我觉得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悲凉。

另外，她的外形很漂亮，也很有气质，身为女性的我，也甚为喜爱。可是，这样外形的女性，在主流观念中都是和“玉女”联系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在那个时候，我是不忍心去捅破那层窗户纸赤裸裸地探究她的性经验。更进一步，与其说是她不愿意说，还不如说其实是我不希望听，不想从这样一个玉女的口中，听到那样的性。

我们俩策划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落实的一件事情是，做老小姐们的口述史研究。按照阿严的说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小姐至少经历了三代人。小姐的代际交替，性产业的变迁，既嵌入在时代变迁之中，也是构成时代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几年前，当她认识的一位60多岁的小姐病逝之后，我们都感到口述史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也将是我“有待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工程。

自甘堕落，放低自己的身板，别以为你是名牌学校的，就瞧不上别人（尤其是社会边缘人群）；如果你试图以救世主的心态，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看待你的究对象，你干脆还是别做了；别拿她们来满足你的道徳优越感。

我第一次去“红灯区”的时候，刚好到处热播《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有个年级特小的小姐说，这歌写得特别好。我说不是写得好，是你感触特别深。在她们那个圈里，每天无聊地呆若木鸡地在那等着人，听见这歌，你说多刺激啊。这种歌，唱给白领中产阶级可以，对底层劳动妇女，完全是在伤人家的心。

一说起“性社会学”，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肯定不是“社会学”，而是“性”。这即非错误，也不低俗，因为“性”的背后是生命，是我们全部人格的凝聚，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维度之一。

在X村，刚开始访谈时，往往不得不在村头或者人家的门槛上进行，周围围了五六个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参与我的访谈。这使我非常郁闷。但是我很快就意外地发现，这些老年妇女在集体聊天的时候，给我讲的故事更加丰富生动。对于她们来说，只有大家一起聊天，而不再是我一个人奇奇怪怪地到别人家里要求单独对话，聊天会更自在。于是，在那五六把小凳子和一个门槛之间构成的空间，就成了比室内更好的田野。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