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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一点都不叛逆。我可以说，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和音乐教育，都相当尊重权威。不向权威看齐，难道要向无知学习吗？民主社会中虽然人人平等，但在知识面前，哪里有人人平等这回事？我知道今日许多人对权威毫无尊重，心中只有名利。如果知识学问不能让他们在短期内获利，他们就不屑一顾。我认为那只不过是显示自己的懒惰，以及不肯按部就班下苦功钻研罢了。

然而，逃出苏联的音乐家就比较幸运吗？革命后，许多俄国音乐家定居美国，美国却盛行消费主义，音乐家都抱怨他们在美国必须演奏得非常快速。霍洛维兹就说他在美国不能弹抒情的作品，因为听众不爱。他离开了自己的环境，就像鱼离开了水，又如何能正常发展？

苏联成立之后，圣彼得堡被改名为列宁格勒，重要性也渐渐降低，因为所有资源都往首都莫斯科调。但圣彼得堡的音乐教育与“俄国钢琴学派”，却在格鲁吉亚得以保存。

拉威尔是她最爱的作曲家，对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在 1979 年夏天，她就以《夜之幽灵》训练我，提升我的技巧到更高的境界，让我对声音能有完全的统御，并且深刻掌握音乐结构。这是我作为专业钢琴家，在技巧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我觉得法派真正出色的还是踏瓣控制，因此我也学得最多。德国学派重视技巧训练，讲求基本技巧的严谨表现。俄国学派则着重个人特性，强调音色，以音色反映钢琴家的个性。

我在柯蒂斯一天到晚跑图书馆听音乐，听了他的七首交响曲和歌剧《火焰天使》，尤其着迷后者的阴暗、狂野与魔性。在他所有特质之中，我最喜欢的是讽刺，那种非常淘气、不顾世人眼光的睥睨态度。他非常有才，也知道自己有才，别人要是跟不上，他就特别会嘲笑。不只对人，他对政治也是如此。

我觉得中国人太强调竞争，尤其要争第一，而且是在日常生活就不自觉地强调如此观念。比方说我看中文，常有“某某是第一人”“谁谁谁天下第一”这样的说法。我读中国书法与绘画的书，也常看到作者写“某人是某朝第一”。我总觉得很困惑。西方世界不常见到这样的表述；你可曾见到介绍法国19世纪后期绘画的书，上面写“高更是当代绘画第一人”或“莫奈是印象派至尊”这样的话呢？

对我而言，斯克里亚宾的奇特想法，就需要由特殊的管弦乐法表现 ；他表现的是一个神秘、超现实的世界，和肖斯塔科维奇所见到的真实世界截然不同。

她在维也纳音乐学院的毕业考，教授的口试问题是“谁是你最不喜欢的作曲家？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不喜欢？”我觉得这是很智慧又刁钻的问题，因为一般人对喜欢的事物总是想办法了解，对不喜欢的却一知半解。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