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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輸・列依是个超现实主义者——这个词今天被人们用来随便称呼一切他们觉得怪怪的东西，就像他们这样称呼卡夫卡一样，其实他们未必能读得懂他的作品。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里的梦想家，他让我们明白所谓的老人不是上了岁数的人，而是没能及时赶上儿女们那趟火车的人。

虽然相关数据十分惊人，要引起社会各界的警觉非常不容易：在最近几年时间里，有三万名女孩在巴黎被绑架，卖到全世界不计其数的歌舞餐厅和公共场所。资料表明，最主要的市场是北非和南美。

实际上，从我们生下来那一刻起，我们的过去就在一点点离我们而去，可这点只有在一张唱片放完时我们才能感觉得到。

那时的所有人都很年轻。但有件糟心的事：尽管我们都不可置否地年轻，可我们总能碰见另一群比我们更加年轻的人，这给我们带来某种危机感，某种让我们急于把在大好年华里没来得及安然享受的东西都享受一遍的紧迫感。一代又一代人，就像后浪推着前浪，这在诗人和罪犯中尤其如此，有时你刚把件事情做完，就出现另一个人比你做得还要好。有时碰巧看到一张当年的照片，我会压抑不住自己痛苦的战栗，因为我总觉得那照片上的人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儿女。

其实，不应该有什么必读之书，也不该有什么惩罚之书，健康的阅读方式是读到哪一页觉得受不了便就此打住。当然，对于那些自甘受虐、不顾一切要继续读下去的人们来说，也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把那些太难读懂的书放在厕所里。也许经过几年的良好消化，就可以达到弥尔顿在《失乐园》里描写的化境。

两个倒霉的苏联作家，不是因为作品烂，而是因为没能和他们的赞助人保持一致，便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这个例子表明了在一个还没成熟到足以认清我们这些作家屡教不改的真面目、政治主张甚至法律手段都会让我们备受束缚的制度下，从事写作行业要冒多大的风险。我个人认为，一个作家的义务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作品写好。无论身处何种制度之下，不顺从才是他的根本，别的方法是没有的，否则他极可能是一个盗贼，至少肯定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作家。

随着一声长长的呼啸，刚刚到来的人听到了整个故事——听到了死者的走运时光，也听到了他的倒霉岁月，听到了他的优点，也听到了他的缺点，还有他的快乐他的痛苦；而故事的主人公此时正仰面朝天躺在一个角落里渐渐腐烂，身边不是猪就是鸡，身下垫着两块木板。

他是一个简朴而谨慎的人，引领我们在文学的迷宫中穿而从不矫造作地过度解读。这种方法使我们这些学生能更自由、更人化地体会诗歌的奇妙之处。总之，一堂文学课应该只是对阅读的良好引导。任何其他的企望都只会让孩子们感到害怕。这就是我作为过来人的看法。

每当谁家死了人，拉谢尔佩镇的家庭主妇们便会出门买东西。在这样一个地区，守灵是商业和社交活动的中心，人们平日里没有机会相聚相会穷开心，只有等待偶尔有个认识的人死了的时机。所以，守灵就成了一种五光十色、热闹非凡的集市，在那里最不重要、最可有可无、最无所谓的就是那具遗体。

生活对他们不够意思。生活仿佛是栓在他们住的楼房走廊里的那条狗，带着凶恶，带着饥饿，向他们出白森森的獠牙，到了夜晚又冲着他们狂吠不止，不让他们安安静静地人睡，而且一副随时要挣脱铁链的样子。

价值观体现为人的行动，是具体的、本质的、可以明确描述的，它不能留给大家太多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