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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和中年时期的卡斯特罗非常热衷接受访谈，面对面的对话常常能够持续数小时。但有趣的是，无论在哪一个时期，他的回答总是详尽而又极其雷同的，让提问显得无关紧要。

这种近似造物者的视角很容易让人忽略掉这片土地上的政权更迭的过往和交纵的悲欢，它化成了只有在地图中才具有意义的线条，我甚至能看见第一批欧洲航海家的船只正在向岸边驶来。

新闻本来就是遗憾的艺术。现在回想，当时的我或许已经意识到它会延伸为一条长线新闻。重要的不是见证开头，更不是结尾，而是一步步伴随它的发展。

古巴人在解决最基本生活需求的时候不自觉地接轨上先锋的设计理念。

我试图记录的是当下的气氛和人的状态，如果没有这些，再重大的新闻事件都会被过滤成一个毫无表情的短句。

我始终认为，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一边，过度标榜的客观最终都会被证明是自我催眠。我唯一能够遵循的是内心的喜好和价值判断，它的局限决定了动机的单纯。

古巴都是一个过于庞大复杂的观察对象，远远无法以它的面积作为参照。我试图记录的是当下的气氛和人的状态，如果没有这些，再重大的新闻事件都会被过滤成一个毫无表情的短句。

古巴人的改造能力一如他们在棒球场上的表现，有天赋的成分，但更多是为形势所迫。美古断交后，华盛顿不但施加了经济封锁，也带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工程师，之后的苏联解体更是断绝了仅有的进口来源。在“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中，古巴人不得不对报废的物件进行翻新，尽可能地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

利益代表处的设计公司是大名鼎鼎的哈里森与阿布拉姆维特兹事务所，这个总部位于纽约的设计公司擅长打造办公楼，矗立在曼哈顿东河畔的联合国总部就是他们的作品。

无论从时间的纵深，还是理论的诠释上来看，古巴都是一个过于庞大复杂的观察对象，远远无法以它的面积作为参照。我试图记录的是当下的气氛和人的状态，如果没有这些，再重大的新闻事件都会被过滤成一个毫无表情的短句。

享誉国际的古巴艺术家埃内斯托·奥罗萨从美学的角度将这种全民现象诠释为“技术反抗”。

至于苏轼之为中书舍人，也很难适应严格的官僚制度。从来文人都不适于从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实际利害，而文人只管发挥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传统的典常来约束一切，而文人则重视自由意志的考虑，不屑规例。苏轼生有极为坚强的个性，其不适于从政，尤其如操持中书省这样需要最高幕僚技术的实际政务，就处处露出破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