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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首先通过季诺维也夫的议案。尔后投票赞成拉狄克与此相反的动议，接下去又通过另一个和拉狄克动议相反的提案。

他们狂热地相信其事业的正义性，并且断定他们从马克思主义里找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科学和艺术也包括在内，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知半解。

米留可夫痛苦地抱怨说：“当人们认为我们身后有赤色力量支持的时候，就邀请我们担任官职……当认为我们是革命党人的时候，就尊敬我们。但自从弄清楚我们是十足的立宪民主党时，就发现我们毫无用处。”

他们把问题掩盖起来，同意提出一种含糊的决议，在开头部分让全党知道列宁从来就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在结尾部分却谴责托洛茨基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斯大林本人把这次冲突的开始一直追溯到1924年末，当时季诺维也夫提议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而斯大林回答说他反对“割除和流血”注（3）注（3）：“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再割除第三个人——那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7页。

双方争论时都是根据列宁主义的正统原则，那些用以压倒托洛茨基的正统原则是三驾马车首先确立的，他们也确实成功地将之强加于他了。从那时以来，这种正统愈益周密、严格和精微了。如同许多种正统一样，这种正统为了执政派的利益而利用所继承学说的道义权威，用以掩盖这个学说并未给新问题提供明确答案这一事实并重新解释它的教义，它还被用来扼杀各种异议或怀疑以及训练教徒。如果试图从列宁著作中寻求对当代问题的解答，那是徒劳的。

作为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利用职务之便散发反对派文件，联络各个小组。可以说，共产国际的总部已变成了反对派的总枢纽；而这件事也很快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

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竭力缩小事态，把它们说成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偶然挫折。但他们不得不去修改他们的政策。同蒋介石的“联盟”已经破裂，于是他们指示TG更紧密地依附于“国民党左派”，即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

检察长承认保卫现存秩序以防苏维埃的侵犯。可是这种秩序，按沙皇宣言中的表述而论，它本身就是总罢工的产物——正是为了对付十月罢工沙皇才公布这一宣言的。旧秩序合法的、现实的基础已经粉碎。

他们用自己的手造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正是因为他们不能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影响才试图向支部呼吁的，也正是因为不能对基层支部产生影响他们才又回到中央委员会；他们中了圈套。

不少不久前还指控布尔什维克为德奸的人，首先是米留可夫及其追随者，都已依靠德国的援助对布尔什维克作战了。

我有我要去的地方，我深知那是哪里，谁都不能动摇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深知那里崎岖布满荆棘，但我依旧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