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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商业大片，首先我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也不是反对商业电影，相反我肥肠呼唤中国的商业电影。我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评的东西。

我想应该是巨大的生活变化，让一个从来不善于思考的养兔少年去思考自由的真相。

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那么多传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世事。自我诗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有些人一拍电影便要寻找传奇，便要搞那么多悲欢离合，大喜大悲。好像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电影去表现的。而面对复杂的现实社会时，又慌了手脚，迷迷糊糊拍了那么多幼稚童话。

列宁原来说过：在一切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被认为能够超越语言障碍的电影具有更强的影响力，甚至连文盲也可以通过影像了解到不同的思想。所以80年代以来，人们可以在书店中随便买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却不允许公映任何一部戈达尔的电影。管理者坚信列宁的教导，于是便有了被禁止的影像。今天的中国，文化政策远没有经济政策那么自由，而电影又不幸成为文化链条中最保守的一环。

大众趣味是个很危险和诱导人的东西，而人们往往认为大众的就是合理的。

由纪实技术生产出来的所谓真实，很可能遮蔽隐藏在现实秩序中的真实。而方言，非职业演员，实景，同期录音直至长镜头并不代表真实本身，有人完全有可能用以上元素按方配制一副迷幻药，让你迷失于鬼话世界。电影中的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真实只存在于结构的联结之处，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力的一种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我一直反感那种莫名其妙的职业优越感，而业余精神中则包含着平等与公正，以及对命运的关注和对普通人的体恤之情。

我有我要去的地方，我深知那是哪里，谁都不能动摇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深知那里崎岖布满荆棘，但我依旧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