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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并不总是构成民族主义的对立活语，启蒙运动也并不是民族救亡的反面。

总之，中国人道德本身的缺陷使中国人对很多事变得有点玩世不恭，只要你不动真格的（中国人最怕动真格的！），他就一本正经地陪你玩（这可能就是形式主义的来源。）

在西方政治、社会、法律等学术传统中，国家与社会之间构成的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前者指一种政府的、统治性的政治实体，而后者作为同前者的对立，则是指人们的聚居和自发的交互作用的群体。这种西方式的二元对立模式曾一再被中国关于个人与社会、学者用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及其相关问题。而从中国社会的话语实践上来看，中国人在话语中的国和社会并没有对立关系，两者之间可以互换，社会可以指国家，国家也可以指社会。

一般来说，西方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把自己的社会理解和解释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前者为认识论个人主义，后者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但个人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无论在起源还是在含义上都是十分复杂的。即使在西方，个人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科，意义也不尽相同。

既然世界各国的政治、消费、通信和经济都全球化了，自然学术研究也就没有必要本土化了。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述这种观点是以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将走向趋同性和单面性这一假设为前提的，而其中一个潜在的相关假设是，全球化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西方学术将始终古领国际学术舞台，因此我们不跟着走似平是不可能的。

用问题意识来引导本土化的研究、即不先定框架、而是先现问题，研究问题，然后确定研究的角度、立场、概念和方法。

儒家社会建构上的非对立关系和可推延性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在现实上没有对立的现象，或现实的行为和建构推延中没有障碍，如忠孝不能两全，修身不能齐家或治国等。但正因为儒家建构上的这一特点，中国人才不得不使用他们的计谋或策略来化解这种对立。

本土化是否要独搞一套。很多学者误以为本土化是要搞关门主义，要排斥斥西方学术。其实，这非但是一个误解，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我在前面说过，本土化是要求学者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尽可能地产生于自己所研究的社会。如果有些理论和方法出来后和西方的相类似，那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西方的什么理论和方法可以直接拿过来用，什么理论和方法稍做修改就可以用而不会有什么生搬硬套的问题。

虽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经指出国家与天下在概念上的差异，即亡国不等于亡天下，但从顾炎武的解释上看，亡国与亡天下更多的是内容上的和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国与天下的概念上的不同正因为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可以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其他话语者如家天下、打天下、平天下、共天下等，都和国的含义差不多。

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充其量也是一种本土的理论和方法，只是在历史上曾被一再当作一般的理论和方法使用过而已。在这段西方学术等于世界学术的历史中，其中有的成果只适于解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而有的仅从一个侧面局部地解释了非西方的社会和人，还有的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普适度，可以用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

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