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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

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

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信中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其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为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从五月十六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