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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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富有的10%的人与其他人的差距越拉越大时,进入名牌大学的利益就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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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工作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从认真对待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培训开始,这些学习和培训为人们从事工作做好了准备。这意味着要扭转公立高等教育的衰退,克服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忽视,打破四年制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资金和声望方面的“陡峭”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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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上的卓越并不在于累计快乐或痛苦,而在于校正他们,以使我们从高尚的事物中获得快乐而从卑贱的事务中获得痛苦。幸福不是一种心态,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一种灵魂与德性相符合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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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要提供一种基于衡量、合计和计算幸福的道德科学。它不加评判地衡量各种偏好,,每个人的偏好都同等重要。这种不加评判的精神使其部分吸引力的源泉;同时,它许诺要将道德选择变成一门科学,这也表征出很多当代经济学的推理。然而,为了合计各种偏好,我们有必要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它们。边沁的功利思想便提供了一种这样的通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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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而没有感恩和谦卑,我们就很难关心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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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看来,优绩至上的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它一定会走向不和谐。几十年前,扬瞥见了如今毒害我们的政治、激起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严酷的优绩至上逻辑。对那些对优绩的暴政感到愤恨的人来说,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仅在于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还在于社会尊严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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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里士多德到美国共和主义传统,从黑格尔到天主教社会训导,贡献正义的理论教导我们,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贏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根据这个传统,人类的根本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如果这才是过上美好生活的真正含义,那么把消费认为是经济活动的唯一根本目的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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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桩丑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假设——就读精英大学是备受追捧的奖励。对于这一假设,现在人们已经觉得理所当然,几乎没有人再去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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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意志自由观念与此截然对立。当我们自律地行动——也即根据我们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时——我们做某事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是作为目的本身。我们不再是那些外在于我们而给定的各种目的的工具。“自律地行动”这一能力,赋予了人类以特殊的尊严,它表示了人和物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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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克林顿用押韵的对句表达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就业的联系:“你能赚到什么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