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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预期，往往只是简短和扼要地被报道与书面记述相反---书面记述视其思想、指涉、词汇的复杂性而定，瞄准较多或较少的读者群---一张照片只有一种语言，却潜在的注定要给大家看

就像西蒙娜·薇依在她那篇关于战争的卓越论文《伊利亚特，或武力之诗》（一九四〇）中所说的，暴力把任何服膺暴力的人变成物。不，那些在特定环境下认为除了武装斗争别无选择的人士反驳说，暴力可以把某个服膺暴力的人升华为烈士或英雄。

成为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灾难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如今战争也是客厅的景观和声响

作为他国灾劫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这经验是由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种名叫“记者”的特殊专业游客奉献给我们的。战争已经成为我们客厅中的声色奇观。有关别处事件的资讯，即所谓“新闻”，重点都在冲突与暴力——“有血流，优先售”是小报及二十四小时新闻提要节目的指导方针。

无法明白，无法想象。这就是每个经历过炮火、见过其他人在身边倒下而自己有幸逃过鬼门关的士兵、记者、援助人员的真切感受。

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自己的命运，这命运将由利用它的各种群体的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效忠思想来决定。

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这是她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的重要原因——就会冷漠。

阴郁的辽阔平原，吐出一群群人，这是一支由悠悠晃晃的鬼魂组成的大军，他们身穿腐烂的制服，面目模糊破碎，他们刚从墓里出来，拥向四面八方，在已经被调动起来准备迎接一场泛欧新战争的民众中引起恐慌。

抗议痛苦与认识痛苦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抗议痛苦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残酷画面（指宗教画或雕塑中的受难题材），没有附加任何道德任务。有的只是挑衅：你敢看吗？敢看这种图像而不畏缩，本身就有满足感。而畏缩也含有快乐。......创造性的恐怖可以吓坏人。但是，观看用特写镜头拍摄的真人真事的恐怖，不仅会有震撼，还会有羞愧感。...我们其他人都是窥视狂。

美化是照相机的一种经典运作，而这往往消除掉我们对被展示的东西的道德反应。丑化，也即把某人某物最糟糕时的模样展示出来，则是一种更现代的功能：道德说教，它使人做出积极反应。而照片要使人做出谴责并可能使人改变行为，则必须有震撼效果。

以见证为己任的摄影师，也许会觉得不使奇观变成奇观的做法，在道德上更正确。有道德的摄影师愈来愈关注战争摄影中对情绪（同情、怜悯、义愤）的非法利用和以粗俗方式挑衅情感等问题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