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问题是如何对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对待已知悉的事情。

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行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上不是成年人。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电视上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是迟早要被人厌倦的影像。这种麻木感，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电视想方设法要以过量的影像来吸引和满足人们，因而扰乱注意力。过量的影像使注意力变得分散、流动、对内容相对漠视。影像流动使影像失去稳定性。

现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情感，是深信战争是畸形的，尽管可能难以阻止；和平才是常态，尽管可能难以获取。这当然不是历史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才是常态，和平是例外。

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心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

严格地讲，根本不存在集体记忆这回事——它就像集体悔罪这种假概念一样无稽。但却存在集体指示。所有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再生产的——它随着每个人死去。所谓的集体记忆，并非纪念，而是规定：这是重要的，而这是讲述事情经过的故事，还配合照片把故事嵌入我们脑中。

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语羼入，而时有鸿议创论。

诚实的人会遭他人背弃；然而，你还是要诚实。友善的人会遭他人毁谤；然而，你还是要友善。你做的所有善事，别人会在一夕间忘记；然而，你还是要做善事。

城邦社会将普遍性的法律确定为不可动摇的圭臬的做法，使希腊人养成了一种把抽象的原则看得比感性的生活更加具有本质性的思维习惯。黑格尔认为，希腊的精神就是“尺度”和“限制”，就是将规定性给予那些不可度量的东西。而这种关于“尺度”或“规定性”的意识，正是在城邦社会的法制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的普通意识，它是东方那些处于专制集权状态下的古老文化所不具有的。

城破后乡绅王佐当面质问他：“阁部受命南征逆闯，赐尚方剑、斗牛服，推毂目送，圣眷至渥。今贼从西南来。正宜迎敌一战，灭此朝食，上报国恩。奈何望风披靡，避贼北遯，陷城焚劫耶？”李建泰恼羞成怒，下令把王佐处斩。

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倘若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为另一种品种的制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

城市强调现代性，从而失去特色与人性，成为吸引人们的磁石。随着工业化扩张，人们的乡村家园被连根拔除。新的城市居民较之乡村居民而言，缺乏对传统的尊敬，但对新观念则敞开了胸怀，使其随着报刊与人们读写能力的极大提高而迅速传播开来。城市居民脱离了传统体制，以国家作为自己身份的标识，增强了该时期强烈的民族主义特色。

城市深处，看不见阳光，随着岁月流逝，楼房越建越高，城市对阳光也越来越过敏。阳光逐渐被白色的日光灯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所替代。因此，城市居民的脸永远都那么苍白。

城市故事中的众人，都有怎样坚强的心，才能够负担这种种不如意，完成此生？

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背后的原因是城市里的就业机会不足，而城市里就业机会不足的原因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

城市中产阶级想要得到的是国家尊严、进步感、国家目标和通过参与重建整个国家而实现目标的机会。这些是乌托邦式的目标，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使之真正实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