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产品创新，新的不同的产品出现，取代旧的落后的产品，例如由计算机取代算盘。另一种是流程创新，即产品不发生变化，但以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

由此，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题，后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第二个方面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

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定义，他把文化定义成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最低的层次是器物，包括能看到的各种有形物质，比如刀枪、车马、吃饭的筷子和刀叉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和组织，比如银行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或伦理价值，也就是行为规范，即对好坏的判断。

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进行转变。

一方面为了防止城市人口失业，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农民进城来分享城市里的各种补贴，只能对农业人口进城的权利进行限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背后的原因是城市里的就业机会不足，而城市里就业机会不足的原因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关。

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从而带来效率的提高，增加资本回报率，并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

要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出判断，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

中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落后于西方，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工业革命，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纪和19世纪以后，每当遇到技术发明瓶颈的时候，可以通过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瓶颈，使技术发明可能曲线不断右移，开发出新的技术发明空间。

以上就是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

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

资本账户的开放包含三个内容：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对国内金融和实体企业到国外举债的开放，以及对以证券投资为主的短期资金流动的开放。

本质上“高水平均衡”与“低水平均衡”一样，都是指剩余的积累太少，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太多，劳动力的价格太低。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的差距是在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不同，却没有看到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同实际上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所引起的，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应该从怎样提升它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落实到怎样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上去。

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第一个作用是对信息的收集和传播。

最优产业结构”的概念：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性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产业结构；

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改革中保持了稳定，没有重蹈苏联与东欧的覆辙，正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可控资源，使得政府有能力补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要想增加农民收入，唯一长期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农民数量，让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

消费增长的前提是什么？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有赖于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出的价值，也有赖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完善都需要靠投资，如果没有投资，以消费增长来拉动经济，开始的时候用自己的储蓄，储蓄用完开始借债，借债借了一段时间后总要还债，而还债的时候就是危机来临的时候。

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以下所要讨论的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

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开放对外经贸，参与全球化。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通常由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