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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可预见的将来，一定要把取代美国做世界中心这件事当成目标会显得有些好高鹜远。毕竟中国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复兴之路。明太祖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所遵循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原则，依然适用于今日的中国。因此，上文所规划的路线图与其说是为中国成为世界中心准备的，不如说是为中国崛起划定了一个地缘方向。至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究竟有没有调和的可能性，我们在东亚部分会有更深人的解读。

在近现代化的历程中农耕民族文明程度更高，更容易拉大了与渔猎民族的差距，让农耕民族所组织的政权迅速取得优勢。这一点在日本的大和族与北部的虾夷族的竟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中国，由于入主中原的渔猎民族已经基本融入主体民族而成为主体民族的一部分，这一点便不重要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古典时期末争夺中温带的斗争中，中国消化了东北地区，日本得到了北海道，而中温带的渔猎民族也随之农耕化了。

应该说，美国的地缘利益区是最大的，不过由此而潜伏的危险也是最大的。因为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最有可能继印度之后登上大国舞台的国家就是位于南美的距西，如果巴西最终崛起的话，那才是美国衰弱的真正标志。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血缘认同固然在一些合作问题上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最终决定国家之间关系的，还是各自的利益诉求。如果彼此之间矛盾重重，你就不能指望血缘这层关系能够发挥作用了。对于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说，融入当地并以所在国利益为先，是一个必然趋势。尤其是那些能够跻身政治圈的佼佼者，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就更为强烈。

耐寒水稻品种是由日本人在1867年后征服了虾夷之后培育出来的，之后经由朝鲜对中国的传播使得大规模开发东北亚内陆成为了可能。经过移民们的不断选育，最终使得东北地区也成为了水稻的主产区。即使大和民族与俄罗斯人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对我国东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当然，最终取得胜利的是拥有更大人口基数和更多地缘联系的东亚核心区的农耕民族。

气候的原因决定了在古典时期，即使有来自东亚大陆的移民进入南洋群岛，也不可能从事他们所适应的农业生活，亦不能与当地人分享他们所熟知的文化常识，最终只能融入当地文化。这一点在中南半岛上也有所表现，所不同的是由于地缘上的关系更为紧密，可以依靠不间断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华夏文化的影响力。

欧亚大陆之所以会将中心位置让位给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一直处在分裂状态，所以斯皮克曼才会提出：谁统一或整合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谁就能挑战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恒河三角洲是由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包括它们的支流）共同冲积而成的，因此也被称作“恒河一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事实上，布拉马普特拉河为这块三角洲所做出的贡献要远大于恒河（前者干流的水量是后者的三倍）。

中国人对新加坡一般的认识是“华人国家”，所以想当然地认为它会站在中国一边，但事实并非如此。前面我们也说过，新加坡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尽量向英、美靠拢，并果取西方的价值观。因此，希望依靠文化的力量使新加坡完全倒向中国并不现实。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鉴于自身的体量和地理位置，最好的生存之道是在大国之间周旋，让自己奇货可居。

就占城人来说，除却在海洋贸易方面表现突出以外，他们所培育出的‘占城稻’在农业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也许占城人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早熟的籼稻意义有多大——毕竟在热带地区，作物的成熟期较短是很寻常的事情。不过，这对中国核心区的意义非常重大，使得中国的稻田在一年中出产两季的粮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当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时，拥有一个可以掌握的入洋通道就变得势在必行了。但这并不代表只是大陆需要台湾，事实上从安全角度考虑，台湾更加需要大陆。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