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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没有税收，社会就没有共同命运，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常理。

一方面富人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组织（如基金会、信托基金等）来管理自己的资产，为其私人利益服务（从原则上说，只要有明确登记，这些资产依然会在国民账户中计入个人资产）；另一方面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又号称是在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两方面的界限从来都很难准确区分，因此将基金会的资产纳入私人财富也具有合理性。

将18世纪国民资本的结构与今天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净国外资产在两个时期都不算特别重要，真正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在于农地逐步被房地产和运营资本替代，而总资本存量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保持稳定。

每个阵营都在指责其他阵营的思维惰性，却同时也暴露出自己思维惰性，相互之间完全是一种“聋子式的对话”。

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因为在通胀时代，这会凸显财务经理和理财专业机构的重要性。对于好的投资机会，每个人是否能享受到这种机会的问题上都是不平等的。

拥有财富的好处在于，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能继续消费和积累，或者说能够以比自己从事生产更快的速度来继续消费和积累。

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时，强劲的人口增长往往能发挥均等化的作用，因为它削弱了继承财富的地位一一每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拥有9亿人口，年产出仅为1.8万亿欧元（少于法国的2万亿欧元），年人均产出仅为2000欧元，是全球最为贫困的地区。印度稍好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北非要明显好得多，中国的情况要比北非更好，其年人均产出达到了8000欧元，2012年的中国只稍逊于全球平均水平。

许多人认为，现代增长天然地重劳动轻遗产，重能力轻出身。这个普遍想法的来源是什么？我们有多大把握确定它是正确的呢？

我就像个变态偷窥狂，只是我偷窥的是朋友之间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