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可能已经这样哭喊了几个小时，声音完全变了，像被粗糙的砂纸磨坏了一样，听起来歇斯底里又脆弱。

“即使是一个盲人，他要抱着一支蜡烛不放，你也不能说这蜡烛没有用了，就要把它掐灭。”

新中国农民进城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国家关于农民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等众多进城权利的制度变动史。

我很害怕自己也会遭受同样非人的折磨，我害怕吴飞龙被捕就是我这一生中离孙卓最近的一次，却再也不敢更进一步。我怕他活着却永远不开口，更怕他哪天忽然死了。我怕和自己的亲生骨肉像两条遥远的平行线，失之交臂，永离永别。

陈可辛时而吃惊，时而愤怒，时而同情，时而感慨。他告诉我，电影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这是电影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后来的很多事情也证明，陈导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能带来多少票房，他真正关心着我们这个群体的痛苦和挣扎，也发自内心地想要为我们带来希望。

当时，当时，我反复咀嚼这个词。所有关于“当时”的话语都是刺痛的。

或许人在经历剧变时的真实反应常常是出人意料的，并不像在剧本里凡事都有逻辑。

人比现实柔软，又比时间更坚强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胳膊上凸起的青色血管，感到很奇妙。我在这里，孙卓不知在哪个天涯海角，可是即使再过10年、20年，甚至是50年，我们血管里流淌的血液依然会相互召唤。我们血脉相连，命运也注定交织在一起，只不过这命运还等待着被发现。我在内心暗暗祈祷，等待着轮到我们的那一天。

许多人会皱着眉头快步走远，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此无法共情，而是因为他们内心起了波澜，又深知无法提供帮助，便只能选择无视。

写到这里，我内心激荡。我相信命运绝不是在压垮人的时候才成为命运，而往往是在人奋起抵抗的时候，它才成为命运。

一见到孩子，彭高峰就开始放声大哭，捂着脸涕泗横流。警察怕他吓到孩子，就先将孩子带到另一个房间，等待采血。在等待的过程中，警察问孩子：“那个哭脸的人是谁？”那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很确信地说：“那是俺爹。

我长时间在黑暗里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不转变行驶方向，也不改换身体姿势。路灯一盏一盏，近了又远，远了又近，从未熄灭，却始终触不可及。有一瞬，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恍惚间，我以为自己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黑色公路上已经行驶了14年。

我们没有回老家，因为过年这件事如今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难道要我们剩下的这几个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一起碰杯、放鞭炮吗？怎么会有过年这么残忍的事情？

最后，梁某告诉他们：“我老婆也是从越南买来的。”他一个人购买了三口人，就这样凑成了“幸福的一家四口”。

后来，我每接到一个来自樊劲松的电话，几乎都是一个孩子被找到的消息。这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奇迹，是科技创造的奇迹，也是“席地而坐的人”才能谱写的奇迹。

一个是黑龙江北安市一名叫国滨的孩子。公安部当即下达指令，深圳公安也迅速开展采血检验DNA的工作。为了不惊动孩子们，采血人员穿着白大褂进入国滨所在的学校，伪装成体检医生采集DNA信息。国滨的DNA信息入库后，立刻就有了比对结果——国滨就是孙卓！

孙卓没怎么犹豫，慢慢说道：“爷爷、奶奶也找了我很多年，我确实应该回去给爷爷、奶奶一个交代。”

他说：“《亲爱的》这部电影，票房卖多卖少，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还有另一个目的。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一定要找到孙卓。”

只要人贩子一口咬定没有金钱交易，最高也只会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在法律的“围堵”下，人贩子或许比寻亲者更容易“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