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王道”，就这样淫浸着帝国的“霸道”，而王霸之道的关系，也就成为后来的君主所瞩目的问题。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盟友。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把控形势的前提，而下一步，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能付诸行动，跟随或反对谁。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都应当迅速，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

祫祭是帝国用来确认皇朝统治源流的重大祭祀活动。在新落成的明堂里举行，意味着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酝酿的将宗庙祭祀纳入儒家礼仪的设想，到此终于实现。即使后来王莽身死国灭，这套祭祀的礼仪仍然被后汉袭用。

未央，是西汉的时代精神。

日后的岁月里，刘彻常常对一些初次见面的臣子表达出这种相见恨晚、君臣知遇的情愫，令臣子感激涕零。当然，这毫不妨碍在某一天突然杀掉他们。

孔子曾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在儒家的话语中，秦朝是汉朝的对立面，秦代表着残暴，汉代表着文明。特别是在今文经学里，秦朝的“德”犹如历法里的“闰”，不纳入五德终始，汉朝人认为自己接续的是周朝。

显然，王莽对登仙的迷恋，已经严重影响他的理性。加之长期以来被灾异、谶语所昭示的新朝的黯淡前景所折磨，造登仙车这件事，可以视作他精神逐渐进入疯癫状态的标志性事件。

同时、他又指责亲家刘歆，说：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如此看来，王临招供了夜观天象的事情，但没有牵连刘愔。可王莽觉得，如果把刘愔当成始作俑者，那么儿子谋杀自己的伦理伤痛可能会好受些。刘歆没能保住爱女，刘愔也自杀了。这是新朝建立后，刘歆失去的第三个子女，他对王莽最后一丝尊崇、好感、旧日情谊也荡然无存。他担心自己也会性命难保，就像当年的甄邯，也在政坛上渐渐消沉下去。

儒家讲究“讥世卿”，认为公卿大夫士关系到治民大事，应当任贤，不能世袭。

刘玄被拥立并不奇怪，后世的史书出于维护刘秀的声誉，刻意消除甚至歪曲刘玄在绿林兵中的作用。但是，刘玄和刘縯、刘秀同属刘氏皇族后裔，在血统上没有区别；他投奔绿林兵的时间早于刘縯兄弟，与绿林兵诸多首领关系应更亲密、彼此更信任；他在绿林兵中的资历和地位也高于刘縯，刘縯最为倚靠的舂陵兵损失惨重，没有和刘玄博弈的资本。因此，刘玄得到绿林兵的拥立合乎逻辑。

帝国时代，儒学怎么继续曾经的政治理想？怎么约束从秦朝继承的苛酷法制？怎么教化皇帝遵循儒家这一“普世价值”？

当了丞相之后的公孙弘会干什么呢？董仲舒不敢去想。他应该并不乐见一个曲学阿世的儒生，成为新一代的汉家儒宗。不久之后，公孙弘先是引董仲舒和另一个修鲁学的瑕丘江公辩论，力推董仲舒的齐学更胜一筹，齐学在汉廷的地位更加巩固；但接着，公孙弘又举荐董仲舒担任胶西王的王国相。表面来看，这是一次重用，但董仲舒经历过上次牢狱之灾和担任江都王相之后，已经能看清这是一个“杀局”。胶西王也是刘彻之兄，“七国之乱”后封王，“

未央宫里的霍光和汉昭帝，则为隽不疑的临危不惧和“活学活用”儒家理论而击节赞赏。霍光尤其觉得，“做实际工作的公卿大臣得通明儒家经术才行”。

西汉的世俗世界里，连空气都是铺张扬厉、嫌贫爱富的。宫廷里，比如未央宫，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用来描述长夜的绵绵不尽。拿“未央”作皇帝的官名称，只会在磅宏大、享乐情的西汉出现，不免令人想起通”想起“夜店”。進瓦当上也常常有“长乐未央”“长生未央”“长生无极”“千秋万岁”之类的词。在民间，不论是都邑还是乡下，男子都热衷出塞入仕当大官，女性也不掩追求华服美饰；商人顶着禁令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吏员如

“历史非虚构”承载的使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话题，如果因此引发读者的兴趣，他会去阅读更专业、更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历史非虚构”也应尽可能吸取学术成果，传递可靠、丰富、前沿的历史知识。

推进并完成改制，是王莽称帝之前给天下、给神祇许下的承诺。上天颁布符命给他，朝野的臣民拥戴他，是盼望着他能够改制到底，从而建立太平世，恢复尧舜的三代之治。

然而，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公孙弘穷尽后半生，就是给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从而与外戚、勋旧在官场上分庭抗礼。而即便是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事情，也必须由公孙弘这个既懂儒学还能取得皇帝信任、对待政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而董仲舒一生所做的政治实务，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做顾问。

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罢黜百家”是东汉班固总结的，“独尊儒术”也是后人总结的，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