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接受一个简单的谎言，比理解一个复杂的真相要容易得多。

生活不是苦难，也不是享乐，而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并坚持到底的事业。

生活不是苦难，也不是享受，而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并坚持到底的事业。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段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

不要忘记在小事上奴役人是最危险的。小事上的服从每天都能看出来，而且每个公民都能感受到。这种服从并不使他们绝望，但处处使他们受限，最终使他们放弃使用自己的意志。它使公民的精神之火渐渐熄灭，心灵之光逐渐暗淡。

中央集权确实轻易就能使人们的外在行为获得某种一致性，人们最终爱上了这种一致性，却忘了为何要有这种一致性，就像那些虔诚的教徒，只顾膜拜神像而忘了神像所代表的神是谁。

无论是谁，无论是任何偏见，都不能阻止人们通过从事商业而致富。

凡是赢得大战的国家，差不多全都身不由己地去加强政府的力量。而在大战中失败的国家，便被征服。一场长期的战争，不是使国家因失败而灭亡，就是使国家因胜利而导致专制。这两个可悲的结局，几乎总是必居其一。

贵族制度的产生和维持并非偶然；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贵族制度也服从于某些也许并非不可能发现的固定规律。无论在什么社会里，人们中间存在着一定数量独立于人们制定的法律之外的真实的或约定的财富，这种财富在其性质上，只能属于少数人所有。在这些财富中，我把出身、产业和知识置于首位；所有公民都高贵、有教养和富足的那种社会状况是不可设想的。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英国佬被偷盗以后反倒庆幸，说至少他们国家没有骑警队。这些人对扰乱治安的一切感到恼火，可是看到煽动分子回到社会中却感到自慰，认为法律的条文胜过一切考虑。

个人理性的增强能够打破意识形态、社会状况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联，从而导致社会系统的不动性，最后导致历史终结。出于这个原因，在进入第二卷后，只要托克维尔对民主思想的批评的基础已被解释清楚，他就可以声明在民族国家中最让他害怕的不是革命，而是冷漠。

如果事先缺乏周密的准备，机遇也会毫无用处。

法国农民在18世纪不再受到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这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之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其后果值得单独加以详细考察。

“他们认为这样便可将只有专制力量才能给予的种种便利与公众认可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尝试几乎全告失败，人们很快便发现，要长期维持这种没有真实内容的欺人假象是不可能的。”

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被称之为作恶；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被称之为为善。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致人们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第三等级包括中等阶级，但是它也包括本来与中等阶级格格不入的各种成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企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实际上，非教士、非贵族的一切人都属于第三等级：在第三等级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目不识丁的人，也有有教养的人。

假如人们今天愿意冷静思考长期以来政府在法国占据的重要位置，政府每天接触的众多的利益，依赖政府或需要政府协助的一切事情：假如人们想到正是靠政府而不是靠自己，个人才能期望在自己的事务中取得成功，才能指望他们的行业得到赞助，衣食得到保证，才能开辟和维修道路，才能维持安定才能保障福利，若考虑到这些，人们一定会明白，政府受到损害会使无数人自身受到损伤。

在欧洲大陆每一个确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变成种姓，唯有在英国又重为掌权阶级。英国是真正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改头换面的唯一国家。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共同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而更有意义的事，贵族与平民间通婚。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在那里已能嫁给新人，而不觉得有失体面。（傲慢与偏见？）

社会的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村人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