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也是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

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弱，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裁判。

乳母是宫中唯一告诉过我别人是和我同样的人的人，是唯一曾使我想起了别人也是人的人。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产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的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中国的丝弦我就更觉不能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这才明白脑袋后的这东西确实不雅观，立刻毫不犹疑地把它剪掉了，和谁也没商量。

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照他说光绪在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

慈禧舍不得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只要可能，她还要把它扩大到可能达到的任何程度。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绝不能叫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亲血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太监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

清朝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们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

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以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坦白和认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过关，为了保护旧的自己，而不是和这个旧的自己决裂。

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史册。

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但是这些故事和那些排场给我的影响全是一样：使我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就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又在街上出现了，好像从祖先画上跑下来的人物，满街跑着祖宗。

在我得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我还有三个“家”，这就是我住了十年的抚顺管理所，我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北京植物园和我现在工作着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世上有一种人，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大海的老鼠，他看到了平生初遇的海潮，吓得目瞪口呆，大叫说大海在向他“挑战”，等到潮水离去的时候，他又嘲笑起来，说大海在“崩溃”，在“毁灭”。这种嘲笑未免出口太早，因为下一次的海潮必定还要按时来到。

郑孝胥的理想回想起来，郑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样信赖，原因是很多的。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安全，而郑孝胥在发表反对意见时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世间许多事情是不可得的。在童年时代就意识到这一点是必要的，对自己有益无害。许多事情可望不可及——自然卷曲的秀发，乌黑的双眸，甚至于公爵夫人的尊称，那是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的。

连我们六口之家自己用的共计用银三千一百五十二两四钱九分。“分例”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一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共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钱，连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表示帝王之尊的排场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人们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爱，但他不知道爱是什么，...，爱是他的生命，不仅仅是身体和思想的生命，也是一切特质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