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是在现场的人，在现场的人就面临着两种道德，一种是生存道德，一种是文化道德。

有什么东西你过不去就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就好像让那张纸承担了，你就把自己给卸去了。

所以文学史，或者任何一种历史当中，一定都有误解，“词”是从某一个时刻来的，是没有上下文的，里面充满了误解。

你要回到那个时代去看，看看孔子跑来跑去到处观察，说了怎样的话来应对当时的世界，但你不能问，孔子当时说的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不能这么问。你要问的是，如果孔子活在今天，掌握了所有这些信息，像他这样一个思考者，他问的问题会是什么。

我只能写我最熟悉的事，我绝对不能跨过界，因为读者藏龙卧虎，他们什么都知道，作者的范围实际是非常小的，作者知道的事情也是非常少的。

所有激进诉求，总会慢慢消融在消费主义的潮流之中。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粗浅地分，有一部分人追求功名利禄，物质或者权力；有一些人追求精神层面，知识、智慧、艺术。那么我顺着我的喜好活下去，其实也是很有意义。

虽然我无法给所有人金钱、食物、衣服和住房，但作为一名学者，我可以试着给他们提供清晰的视野，使他们能够明白如今真正重要的事情，使他们知道什么是致其无法看清这个世界的幻想和骚扰。

你要像攻打坚城那样去书写，有时必须忍受失败

英国的实证主义思想对我来讲是非常契合的，它不太愿意讲大的话，特别是在牛津，一定要用小词，用大词会被认作一种很不好的品味。所以无论聊天还是写作，用词越具体越好，然后讲出的道理要比较大，要有张力。

通过了解真实处境，对话跟宽容才有可能产生

思想精神这些东西，大多数情况下是和思想产地的经济政治力量相联系的。

我们整个二十世纪，在世界上对文化还是没有发言权，还是西方说了算，他们说什么音乐好，就什么音乐好，他们说什么戏剧好，就什么戏剧好，发言权我们还没有拿回来。

好问的意思，不是说我问一个问题，我真正的兴趣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我有一个问题链。

因为没有超越感，你不会对实践的东西发生兴趣。但现在又出现另外一种矛盾了，他只超越，却没有通过超越来回看自己身边的世界，所以这种超越其实是一种没有回观能力的超越。超越有两种，一种是让你觉得自己在从上往下看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一种底气，另外一种是让你赶快逃离现在的生活。

媒体社会是追踪事件的，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是不探讨历史逻辑的，呈现出来是视觉效果。

象征是历史形成的，所以历史仍然很重要；并不是历史本身重要，而是在当今的实践中被调动起来的历史因素很重要。

那么一个人，见多识广，看问题有魅力，聊天有魅力。和有些人聊天，你会觉得太享受了。

生命一路过来，必须有意无意地不断做出选择，而对这些选择我们并没有把握，我们总是在还没准备好的、不恰当的情绪里就被要求做决定，甚至不知不觉过了多年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何其致命的一个决定。那是一个你差一点可以实现的人生，也就是卡尔维诺讲的，世界差点不称其为世界，我们差点不称其为人。

我一直认为，一旦人们的悲观程度达到顶峰，好像天都要塌下来的时候呢，问题的一多半已经解决了。道理其实蛮简单的，如果大家都非常悲观了，这就意味着大家都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做出一些让步，甚至做出自由方面、权利方面的限制，这样一来，大家都愿意为了解决这个挑战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