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不足的情况下，贸易一定会被扭曲。

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对司马迁来说，史家的责任就是把过去这些非常行为和高贵人格流传下去。

“季札观乐”这段故事经常被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史料，其意义并不在于记录了可以被还原的音乐，而是记录了古代中国对音乐的一种非常神奇甚至神秘的想象。中国的古人相信音乐有特殊的能力，可以把集体的心态、文化保留下来，即使在现实中已经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了的文化和风气，也可以在音乐当中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在这种古老的中国音乐理念里面，音乐是最诚实的。

我们读《史记》，不能光是读故事，应该在故事的背后领略司马迁的用心，他是要我们在具体的人的行为中问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用什么原理来统纳这些人的行为；第二，用什么原则来判断这些行为的好坏、对错。

在这样的安排下，司马迁要彰显的人生价值就非常清楚了：即使在某一种传统或道理下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如果违背了某种更高的原则，都应该予以放弃。作为人，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放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价值，吴太伯和伯夷叔齐的“让”在后世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

直到现在，我们有时候还会以为，政治、经济、社会要分开来看，可是司马迁在《平准书》里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不同的面向都是环环相扣的。他从经济开始讲起，因为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就会刺激政治、政策上出现像汉武帝那种不恤民力、雄才大略的政治路线。而这种路线反过来又会在国家财政上产生连环效应，出现兴利之臣，一心一意从民间榨取更多的资源。朝廷用这种方式榨取民间资源，就是在破坏生产的制度和秩序。

历史上的孔子是一个大矛盾，他所做的事情实质上是破坏周代的封建文化，但他向往的却是回归旧的封建体制，一个会取消他自己这种老师角色的环境。

统治者真正的策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列传里的人基本没有贵族血统，也没有从皇帝或者其他政治力量里来的身份，他们之所以被写进历史，是因为身上有一种个人的特色或者功业。司马迁希望能够借此彰显一种独特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隐含的英雄主义。

一旦有权力者进入执迷的状况，他就把权力交给了不是在正常政治运作下应该握有大权的人，实质上就是在打乱整个权力架构的运作，届时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与冲击。因此我们会看到，一旦有权力者执迷于某件事或某个人，整个政治运作就会开始分裂、倾斜。每个人都希望巴结皇帝喜爱的人，迎合皇帝喜好的事，分到一点权力和利益。他们再也不管原来的体制中什么是正确的程序、什么是应该有的守则。而且，一旦皇帝破格对待某些事、破格宠幸某个人，这个“格”显然

我们读《史记》，不能光是读故事，应该在故事的背后领略司马迁的用心,他是要我们在具体的人的行为中问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用什么原理来统纳这些入的行为;第二,用什么原则来判断这些行为的好坏、对错。

刺客的行为是“非常人”的行为，有人做了这种非常的行为，史家就有责任跟大家说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人，以及他们做了这样的事之后，如何冲击一般人的生命体会和生命选择。

在历史上，“士”分为文士和武士，都是封建制度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封建仪式和规矩发生改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武士的地位是高于文士的。武士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力”，身强体壮，在春秋时很容易得到国君的青睐。

以德报怨、不被私情影响自己的是非判断，已经是很重要的人格价值了

从周代开始，中国有一种非常清楚的排行命名方式：伯仲叔季。

对司马迁来说，真正的游侠，是从帮助别人的那种热诚，还有对待别人时对自我性格的压抑与抹杀上体现出来的。他们对所处社会的规范不那么看重，甚至会破坏这些规范，因为这种性格特色，他们成了另类的榜样，在人群中发挥了很不一样的作用。

这刚好与司马迁写《史记》的态度相反。不管是什么人，甚至不管是什么委员会或者集体把这个事情写下来，它就代表真实发生过的事吗？如果我们不能有“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去质疑历史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探索各种人物与事件的关系，那还学历史做什么？

“义不为汉臣”这几个字让我们想到《史记》的《伯夷列传》，伯夷、叔齐也是因为看到武王伐纣、以暴易暴，所以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中。这都是非常有原则的人，他们有一种潜在的巨大力量。正是他们发誓不当汉人，不服从刘邦的统治，刘邦反而非常尊敬他们。

司马迁这时又回到孔子。如果只是为了天道而选择做一个好人，那不会是真正的好人，真正的好人是“从吾所好”。人生最根本的是要能够维持选择，按照个人的信仰、信念、热忱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并非好人就有好报，坏人就有恶报，这种“天道”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人内心的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