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不足的情况下，贸易一定会被扭曲。

如果大家对这段时期的法国社会史有兴趣，我向大家建议，最重要也容易的理解方式不是去读一些学术著作或历史著作，而是去读伟大作家——雨果的小说。其名著《悲惨世界》，背景基本上就是在进入19世纪、经历大革命之后，社会阶层互动极为频繁的法国社会图像。

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有农业，必定要住在水边，还必定要有火，所以必定要有某种形式的灶。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持他的“劳动价值说”，即一切的价值来自劳动。

对司马迁来说，史家的责任就是把过去这些非常行为和高贵人格流传下去。

包括和班机航行有关的所有的这一切机构、制度、组织，再加上合约，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生产条件。这样的基本生产条件、生产组织控制在资方的手里。

由此，张光直先生提出了他的新主张——庙号代表的是不同的宗族群，而在商人的统治中，是由两个统治集团轮流执政的。两个统治集团各拥有几个宗族群，这一代由这个集团执政，下一代就轮到另一个集团。

商人利用青铜器传承自陶器，能将水、火并用，将谷物转化为食物的神力想象，并巧妙地结合青铜材质、器皿功用与纹饰象征等三个元素，建立了神权统治的基础。

封建的第一个步骤，其实是“武装殖民”。赐姓就是派给领导者基本部队，胙土则是指派要去占领下来的目标。占领了之后，这些人就以新的身份留在那里，管理和经营那个地方，不回来了。

“季札观乐”这段故事经常被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史料，其意义并不在于记录了可以被还原的音乐，而是记录了古代中国对音乐的一种非常神奇甚至神秘的想象。中国的古人相信音乐有特殊的能力，可以把集体的心态、文化保留下来，即使在现实中已经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了的文化和风气，也可以在音乐当中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在这种古老的中国音乐理念里面，音乐是最诚实的。

夏、商、周很可能就是在三个不同区域所产生的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三个地区陆续发展了比新石器时代更复杂、更庞大的村落联合组织，这种村落联合组织的势力分布，在东边是商，中间是夏，在西边则是周。而中国古代国家的成立是这三个区域、三股文化、三个民族互动的结果。

我们读《史记》，不能光是读故事，应该在故事的背后领略司马迁的用心，他是要我们在具体的人的行为中问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用什么原理来统纳这些人的行为；第二，用什么原则来判断这些行为的好坏、对错。

马克思梦想的改变世界的方式，是揭发真相，建构真理——让劳动者知道自己是被剥削的；让劳动者知道被剥削是因为生产工具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让劳动者知道，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异化以后的扭曲生活；让劳动者知道，还有一种异化以前的自然幸福状态。一旦劳动者知道这些，就会产生追求回归异化以前那个应然世界的冲动，世界就会随之改变。

当德国人遇到铁路罢工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有耐心？因为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他的首要身份不是一个消费者。虽然作为消费者的他仍然受到了影响，可是他认为他必须要尊重和支持这些在罢工中的劳动者，这是整体劳动条件，涉及劳动权的伸张。他自己也是劳动者，在自己做一个劳动者的情况下，他必须支持那边现在正在罢工的劳动者。相对的，他作为一个消费者，他被影响的这一部分，就会比较容易忍耐。

第一，人类的社会是具备时间性的，是会变化的；第二，在它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理解组成它的原则是什么，它又如何改变，如何跟新的社会的规模发生关系。

在这样的安排下，司马迁要彰显的人生价值就非常清楚了：即使在某一种传统或道理下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如果违背了某种更高的原则，都应该予以放弃。作为人，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放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价值，吴太伯和伯夷叔齐的“让”在后世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

陈梦家先生整理的氏族名多达145个，在这所有的氏族名称中，最常出现的是妇、妇族和妇氏。安阳殷墟出土的妇好墓就是这族人的一座墓葬。

直到现在，我们有时候还会以为，政治、经济、社会要分开来看，可是司马迁在《平准书》里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不同的面向都是环环相扣的。他从经济开始讲起，因为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就会刺激政治、政策上出现像汉武帝那种不恤民力、雄才大略的政治路线。而这种路线反过来又会在国家财政上产生连环效应，出现兴利之臣，一心一意从民间榨取更多的资源。朝廷用这种方式榨取民间资源，就是在破坏生产的制度和秩序。

中国的文字系统在教育和训练上，远比大部分文字系统难，必须投入长久的时间反复练习，才能掌握。如此一来，就使得这套文字系统很早就具备了比其他文明的文字更明确也更强烈的阶级划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