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笔者的理解，晚清改革的终点之所以是辛亥革命，是因为这50年的改革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倒U形曲线。其分水岭，也就是倒U形曲线的顶点，是1884年的甲申易枢，慈禧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全班罢免。曲线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艰难突破种种阻碍坚持向前；曲线的后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速放缓，最后走向了反改革。改革趋势的这种变化，具体体现为改革主持者与参与者、改革阻力、改革目的与改革对象的变化。

那许许多多倭仁与杨廷熙，皆是清廷多年以忠孝为核心的愚民政策所刻意培养。如今，这许许多多倭仁与杨廷熙，反成了清廷自强革新的大阻碍。

浩大华丽的颐和园，圈不住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恋，最终成了一座永远也修不完的园林。从1886年到1894年，是整整8年永不停止的修筑。修筑的永不停止，意味着归政的永不到来——这是一种微妙的政治手段：太后颐养天年的居所尚未完工，朝臣们自无人敢贸然吁请太后归政；1886年谈“训政”时既然没有规定具体年限，太后也不妨装聋作哑，不会再有自请归政的压力。

在没有电报的时代，从请旨到批复，靠驿马传递一来一回需时很长。曾国藩的盘算是用时间来消磨掉进退两难的境地，静待局势发生变化。事情的发展也果然如此。袁甲三部从安徽凤阳一带出发北上，花了两个多月抵达勤王前线时，恭亲王奕訢早已奉新的谕旨，正在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

清末最后十年的军事改革，不止要与地方督抚争夺财权，争夺兵工厂的控制权，争夺新军编练的主导权，还与满汉矛盾深深地纠缠在一起。

赫德为清帝国服务了很多年，明白清帝国是一个靠威权存续的前现代政权，皇权不可侵犯的面子和地方官吏不可侵犯的权威是统治秩序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让四亿清帝国百姓俯首帖耳的关键。而“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行动”，正是在挑战清帝国的统治秩序，是在损害这个前现代政权的核心利益。

以上种种批评，究其实质，是在呼吁清廷不要仅仅沉迷于器械和技术的引进，还须做制度层面的改革。

遗憾的是，咸丰皇帝并无切实的力量来支撑自己的强硬路线。

严复说，赫德的这番话，道破了北洋海军的“盛衰之故”：这朵近代之花，只是被机械地嫁接在了传统帝国正日趋干枯的枝条上。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清廷创设的第一家近代公司。

清廷之所以宁愿承受消息闭塞之害，也不肯派外交官出国，主要是因为“礼节一层，尤难置议”。多年来，同治皇帝与两宫太后一直回避接见欧洲国家派来的使节，原因是他们不肯行跪拜之礼，而大清又没有能力强行让他们下跪。如果大清派了外交官去欧洲，就会面临一个困境：这些外交官对欧洲君主行跪拜之礼，便是有辱大清体面；他们入乡随俗行握手鞠躬之礼，又会成为欧洲国家的驻华外交官拒行跪拜之礼的理由。如此这般衡量得失后，对外派驻外交官一事，遂迟迟难有动静。

政治改革方面，郑的诊断是清廷的政体已落后于时代。这种制度下，政府不忧人言，也不怕民怨，往往“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插图]，孜孜于以汲取为要务，而从不履行该负的责任。治病的药方是设立议院与国会，让朝政可以付诸公论、与民意接轨，而非决策于深宫、掌控于一二人之手。

慈禧之所以急于发动政变，大约是担忧朝廷的人事改革将走向“失控”。她不担忧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中枢大臣，也不担忧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这些人与她之间的政治联结，远比与光绪皇帝的政治联结紧密。她最担忧的，是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成为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他们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那是慈禧撼动不了的力量。她不能容忍光绪借外国势力与自己争权。

不公平的治理模式相当于是在考验人性

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省，都已把推广罂粟的种植，当成官吏考核的优先项目。于是，种鸦片成了一种看起来对官府和民众都有利的事情，不但四处蔓延不可遏制，种罂粟的民众也纷纷成了瘾君子。久而久之，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越来越少，民间无粮，国库也无粮。如此这般，国家岂能自存？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让慈禧太后心心念念的六十大寿庆典化为泡影，也让晚清30年自强改革正式宣告破产。

她理解的法治，是有一套利于自己的法律，可以用来整治那些不稳定因素。

朝野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意味着庙堂与江湖皆不得不承认维持传统秩序的努力已经失败，不得不容忍一种不受欢迎而又无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现在清帝国。

刘锡鸿曾随郭嵩焘出使欧洲，见识过铁路的好处。但他是一个善于将“个人真实看法”与“公开言论表达”完全区分开来的政治生物。他可以在私下里认同郭嵩焘对欧洲国家政体的赞誉，也会在公开奏折里将郭批得一文不值。他可以依据亲身体验在私下里认同铁路的便利，也会在公开奏折里摇身一变为激烈的反铁路者。

总而言之，“庚子之变”带来了三个直接后果。一是庙堂内部，中枢再也不能对各部门及地方如臂使指。庚子年南方督抚拒绝北上勤王且策划“东南互保”即是例证。二是江湖之远，士绅们开始对清廷彻底失望，容闳、严复、唐才常、章太炎、文廷式等名流在上海张园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钱玄同在日本绝不肯被称作“清国人”，均是例证。三是革命党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感受也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