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数学家颇感困扰的矛盾之一是爱因斯坦的时光旅行者。他以极高速航行宇宙数个月，回到地球，却发现已过了十年了。人类学旅行者正好相反。他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待了不可思议之久，思索宇宙之谜，快速老化。当他回到家乡，却仅仅过了数月。他种下的橡实并未长成大树——时间太短，嫩芽还来不及探头；他的小孩并未变成大人；唯有最亲近的朋友，才注意到他曾离开过一段时间。

他抓住我的手，热情贴向他的胸口。“白人与黑人，”他说：“是兄弟。只是白人比较聪明。”这话，我不知该做何反应。我刚散尽身上钱财，并不觉得自己特别聪明。

当我的期望落空、人们允诺我的神圣誓约破裂，我就遁入田野工作的备档心情，拿出我的平装小说，和多瓦悠人比赛谁能熬得更久。

酋长的侏儒身材与畸形足、他兄弟的驼背、所有人都没乳头，全是天生的身体畸形，而非我先前揣测的文化象征。荒谬之感迅速取代苦楚失望。

如果我当时心智正常，便会察觉这是传统多瓦悠人思维模式伪装成西方想法。

这些人就像小孩。你教他们洗澡、穿衣、分辨对错，当然他们觉得太难了，开始哭泣，但是到头来他们就会知道好处。这就是我们南方人在北方的工作。

多瓦悠人分为两类：山地与平地。每个我咨询过的人都建议我住在平地的多瓦悠人聚落。他们比较不野蛮，多数会说法语，生活用品供给也比较容易。山地多瓦悠人则野蛮，难相处，崇拜魔鬼，什么也不会告诉我。根据此类信息，人类学者只能有一种选择——住进山地多瓦悠人村落。

只有在一种看似荒诞的思想及其“分类”面前，另一种思想的“边界”才清晰地显示出来。这正是知识捣蛋鬼的价值和意义。

我则再度掉入生命暂时停摆的状态。

多瓦悠人相信轮回。他们解释：轮回过程就像加路亚的啤酒。人是啤酒瓶，必须注满灵魂。死亡后埋葬，就像空酒瓶送回工厂。

人类学家却都知道研究计划根本是虚构小说，追根究底，不过是开口要求：“我认为这个很有趣。能否赏些钱让我去看看？”

异文化的相互观感一向很有趣。从他们企图兜售给对方的东西，便确保窥知一二。譬如我们英国人总是信心满满美国人希望到英国乡间付费参观的大宅邸喝下午茶，西非人则认定欧洲人都爱木雕与买春。

适应这个塑料假牙可是我情愿不要的麻烦事。多瓦悠人却喜爱不已：许多人还仿效我，刻意拔掉门牙。我问他们干吗如此？是看起来较美吗？不是。那是（此刻人类学者沉浸于幻想中）为了给身体提供一个像村落大门的入口吗？也不是。这是为了上下颚死锁时，还有一个洞可以把食物塞进去。这种事常发生吗？据他们所知，从未发生过，但有可能发生呀。能够一边说话一边拿开门牙，极端吸引多瓦悠人。

唯有这种时候我才觉得多瓦悠人可怜，认为他们的生活形态的确不如西方人。除此之外，他们享受自由以及啤酒、女人带来的感官满足，自觉富足与自尊。可是一旦生病，他们便在痛苦与恐惧中毫无必要地死亡。

人类学家对割礼之所以维持高度兴趣，是因为他们将异民族视为纯然“他者”（otherness）。如果割礼仪式能被“解释”，而且跟我们的生活形式建立关联，这种“他者性”就可被移除，人类学家便觉得获致何谓“人”的某些普同意义[4]。仿佛人类学理论如能解释性习俗，它们便能解释一切。

我越是沉思，越是发现自己对“人类学研究”一无所知。如果要我勾勒人类学研究的图像，我会完全不知道主角要干些什么。浮现脑海的可能是一个人正在爬山（前往“做人类学研究”的途中），或者在写笔记（已经“做完研究”了）。显然，“学习外国语”必须包含在人类学研究的广泛定义里。

人类学研究和其他学术领域相同，否定的结论、发现假线索、盖棺论定的死胡同，以及未经亲眼目睹的仪式，都甚难获得学术肯定

当我抵达村子时，口袋里装满多瓦悠人慷慨致赠的鸡蛋，我小心翼翼行走，知道这些蛋有不少是坏的

然后她踩着踏板走了，留下一群不可置信的当地人。这实在太惊人了。理论上，你几乎可以从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旅行到另一个角落，只是我们往往为恐惧所困。

多瓦悠男人从不期望女人忠贞，他们自己也把通奸当作上好的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