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女作家的同性恋现象是个禁忌，会妨碍把这些作家变成老姑娘、怪胎或理想的厚古派（这是昂特迈耶对杜利特尔的描述），那么公共活动也是禁忌，会阻碍把诗人重新归类为忠诚的妻子

就像细胞和嫩芽一样，只有在边缘地方才会有生长。用克莱因的话来说，就是从外围成长。但就算是为了看到外围，你似乎也必须要在那里，或者通过想象，想象自己在那里。完善和加强那些你已经形成的判断没有任何作用，你必须打破原有的判断。二者必取其一：要么改变，要么停留在中心，那个僵死、毫无生命力的中心。

阿娜伊思·宁[插图]的心理分析师奥托·兰克(OttoRank)对她说：“神经质的女人治愈后成为女人，神经质的男人治愈后成为艺术家……要创造就必须破坏。女人不会破坏。”

但是事实上，一些白人女性、黑人女性、黑人男性还有其他有色人种已经养成了把东西付诸笔端的讨厌习惯，这些东西居然还出版了，出版的材料，特别是书，进入书店，出现在人们手上，收藏在图书馆，有时候还进入了大学课程。

要践行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要保持自己的阶级特权，你只需按照习惯性的、正常的、普通的，甚至是礼貌的方式行事就行了

你走进一个房间那里全是害怕心的士兵你把你的心装进背后的口袋里。

在女性文学榜样相对缺失的情况下，女教师也许可以起到鼓励一些学生的作用。

被权威文学正典忽略不计的各种生活经历多得令人咋舌。

这种诋毁作者的做法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后半期有更多女作者选择使用男性的化名，那个时期的期刊杂志已经不再使用匿名了。

女性的作品常常被彻底侵吞，最简单的重新归类是把它们从存在的类别变成不存在的类别。

如果男人能够看到我们真实的样子，他们会感到有点吃惊；但最聪明的、最精明的男人对于女人的了解都往往只是错觉：他们不去了解女人的真实面目，他们有的只是误解。

一是通过把作品异常化来贬低其质量，二是通过把她这个人异常化来诋毁作为作家的她，这两种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女孩之间非正式传递的女性写作就是拉斯在本书中写到的防止女性从学术圈消失的一种对策。如果官方历史不能告诉你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你就应该自己创造一些途径。

另一个反应是“还是要写”，但得先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女性的写作不如男性或女人首先不是（或不应该是）作家，而是其他的什么身份，比如尽责的妻子和母亲。

剥夺作者著作权：她没有写。诋毁作者：她根本不该写。内容的双重标准：好吧，可是你看看她写的什么东西。错误的归类：她不是真的她（一个艺术家），它不是真正的艺术（严肃的、属于正确的文类、从美学角度看是合理的、有重要性，等等），所以“她”怎么可能写出“它”呢？或者，更简单：“她”和“它”都不存在。（简单排除法）

19世纪90年代，认为女演员道德败坏的荒谬看法仍然普遍存在。

女性经历在社会中的隐身不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沟通的失败”。这是一种社会有意造成的偏见，即使是在有关女性经历的信息早已广为人知之后，这种偏见仍然存在（有时候还被公开地坚持）。这就是自欺欺人（虽然这种自欺欺人的程度在不同情况下会有所不同）。

顺便说一声，女人的衣服仍然没有功能性口袋，这个事实也许可以体现在女人的写作中。

像遏制、贬低和彻底否定这些手段有时候完全不符合逻辑（而且相当普遍），很难让人相信这不是有意识的阴谋——怎么可能会有持如此愚蠢的观点却毫无意识的人呢？

忽视这些人的动机各不相同：出于习惯或懒惰；相信那些错误的历史或评论；出于无知（当然，这是最情有可原的）；不想破坏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舒适状态（不那么可原谅了）；模糊地（或不那么模糊地）认识到自己的自尊或基于性别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希望留在全男性全白人的团体里，因为不管这样的团体有多少缺点，它毕竟是熟悉而舒适的；有时候是出于清楚的认识，那就是让外人进入团体不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别的角度都会破坏维持团体运行的互惠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