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诗人和土地及一草一木的关系，让我感到羞惭：中国诗歌早就远离大地母亲，因无根而贫乏，无源而虚妄。

米勒娜，多么愚蠢，我怎么属于你，与厨娘、威胁及无数尘埃在一起，这三十八年尘埃飞腾，落在我肺里。”

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

一个以泪解乡愁的纽约人，四处漂泊，却连个代表过去的纪念品都没有；好不容易回到故乡，居然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这一点他是对的：政治是公开的性，而性是私人的政治。

他多愁善感，在缅怀那逝去的一切。而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

他的反抗是个人的，他相信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最终必与权力结盟，任何以自由为名的造反都将走向奴役之路。

这从鳕鱼肝脏提炼的油脂，让我品尝到大海深处的孤独感。

听见了吗？我的爱人让我们手挽手老去和词语一起冬眠重织的时光留下死结或未完成的诗

钟文曾这样写道：“我十分欣赏客家人对人的命运的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天命所归是人用什么力量也拗不过来的一种力量。”

他平步青云后只有一个爱好：打高尔夫球。那是多么孤独的运动，挥杆赶路的全部努力就是把一个小白球送进若干小洞里。然而这一身份标志在中国是不言自明的，所有服务员对他毕恭毕敬。

他回忆道：“‘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的好处是，朋友聚在一起，粗茶淡饭，能多说说知心话。

死亡总是从反面观察一幅画此刻我从窗口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

其实孤独并非与寂静对应，它有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在纽约则被无限放大了。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

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说时差拆解了此刻，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那是哪年？对，一九七四，是夏天。一行六七人，从北京搭火车混到保定，出站时被抓住。我们声言在白洋淀插队，没钱。警察不信，挨个搜身。彭刚耍贫嘴，被搜得最彻底，连鞋都脱了。我显得最本分，警察草草了事，放人。而钱都藏在我身上。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们那时一个个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斗狠。当然总有些美好的时刻。记得我和彭刚、芒克划船去县城打酒，是那种最便宜的白薯酒。回来起风，越刮越大，高高的芦苇起伏呼

有时候我觉得朗诵并非为了让声音留下痕迹，而是为了消失，特别是消失在异地他乡，归于虚无。那是一种能量的释放。

人跟人相识往往靠机缘，有时只是一个词，像暗号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