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企业自主权近期必定影响财政收入，增加财政压力。因此，从一开始，财政部就与国家经委发生了分歧。扩权建议是李先念提出的，财政部不能不同意。但财政部确有困难，实在舍不得放。

“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核心是价格改革，基本思路是“先调后放”，把生产资料价格一次性调到合理水平，生产企业由于涨价增加的利润国家通过税收把它收上来；使用企业由于涨价增加的支出，国家通过财政补贴返还给它，通过这种办法把价格体系理顺，让计划价与市场价靠拢，然后放开，实行市场价格。

布鲁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划分为集权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分权模式三种不同模式的理论，给听讲者留下深刻印象。

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是农村改革引出的最积极的成果。乡镇企业原叫社队企业，作为农村早期分工的产物，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城乡分割、限制农民进城的一种补偿。

生产资料两种价格，问题太大了。

中共十四大全面接受邓小平的新战略，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中国改革终于越过市场化改革的临界点，由此引导出90年代以后产权改革和融入全球化两大趋势。

政府发觉，企业有了自己的独立利益后，总是倾向于企业自身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对国家的责任。

开始考虑的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工业管理上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建立各种企业性的公司和联合公司；一是给企业放权让利。

价格双轨制是在放权让利式改革中逐步形成的

薛暮桥指出，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理顺经济关系的“根本关键”。他说：“如果总需求控制得住，采取大步方案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如果控制不住，就是采取小步方案，也是风险很大，难以取得胜利的。

反对者的理由有两类：一类来自意识形态，指摘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或担心它会冲毁集体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另一类基于现实的考虑，担心单家独户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实现规模经营，将阻碍农业现代化。

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窍门”有三条：一是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二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转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9月15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做学术报告，再次批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思路。他从10个方面比较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两种改革思路的利弊。认为价格改革的风险在于它不能试点，后果很难预测，出现问题纠正就比较困难；所有制改革则可以试点，其结果大体可知，发现问题可以弥补、纠正。价格改革充其量只是解决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并不能给企业以动力；所有制改革解决的是企业的利益、责任、动力、刺激问题，因而带有根本性。

这22个大型引进项目的调整损失重大。一批重大工程的进口设备如宝钢二期成套设备、大庆、齐鲁乙烯设备、仪征大化纤设备等已经运到了工地，有的已经开工建设。为了封存保管，有的专门修建了大仓库和铁路专用线，停缓建不仅要赔偿毁约损失，而且会造成国际影响。

当年安排的全国性改革有两项：一是工资改革，一是价格改革。

所谓“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加工、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

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支柱，前期是农业，后期是乡镇企业。毫无疑问，乡镇企业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引擎，国家收获了一份额外的丰厚红利。

个体工商户不是先有政策后有发展，而是先有了各种各样的形式，然后制定规范承认它并规范它。现实情况突破了原有框框，又制定新的办法再框。然而，实践是难以被框住的，个体经济的发展必然孕育出私人经济。